中俄转型进程中制度变迁方式演进与分化比较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启动了一场多层次、多领域、系统性的激进转型,由此改变了俄罗斯原有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俄罗斯转型道路明显不同的是,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转型模式,中国俄罗斯两个大国在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模式逐渐走向分化。中国的制度变迁模式经历了从"制度供给主导型"到"中间扩散型"最终达到"需求诱致型"的发展过程,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模式则经历了从"制度供给主导型"到"需求诱致型"又重新回到"制度供给主导型"。     

德国集体谈判对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启示

德国独特的集体谈判模式,尤其是行业层面的劳资谈判模式对稳定劳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有了基本的构建,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德国模式为视角,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的主体与内容、发挥行业性三方协商机制、健全工资协商等配套法规等措施.     

中国改革五年展望——兼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

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与向市场经济过渡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为既要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又要避免走上激进式改革道路,就必须由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替代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这种方式具有利益启动、自主决策等特点。为此必须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使国有企业的产权明晰化;与此同时,又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促进制度变迁方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     

论制度变迁与“中国模式”的逻辑路径

根据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及其三大构成要素关系的理论,可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在理论上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大类型。其变迁手段是通过创设式制度变迁和移植式制度变迁的交替使用来进行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产权制度变迁、组织运行体制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及其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以“制度环境变化→意识形态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形式变迁→制度绩效”的独特路径,验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所包含的逻辑路径,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政府主导逻辑的困境与超越

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政府主导逻辑内含于以需求诱致因素为基础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之中。本文尝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一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分析了政府主导逻辑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特点,对制度变迁中政府主导逻辑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剖析,对如何超越困境进行了探讨。     

论转型期自下而上式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基于深圳先端的个案分析

近几年来华南地区多个企业因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进而发生停工事件。虽然集体协商是国家解决工资增长问题的主要制度安排,但现实中协商多自上而下推动,流于形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尤其是人口结构以及劳动者主体结构变化,工作场所产业关系变化,自下而上由劳资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可能。深圳先端企业工会代表性增强,使其能真正代表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在资方理解和尊重下,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劳资共识和制度选择。工资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问题,避免可能的停工事件,而且推动企业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生产效率提升。     

工资集体协商影响就业的广度和深度分析

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因其工资效应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被认为“流于形式”或“效果不佳”。实际上，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工资上，还体现在就业等方面。文章系统估计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这一系统估计显示，现阶段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具有“不显著或不一致”的工资效应以及显著的就业效应。这一结果不同于西方国家集体谈判得出的实证结论。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存在协商总体进程的指标化推进、协商工资的制度化黏性、企业对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等机制。如何在既有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安排下激发企业应对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同时稳定和促进就业，是劳资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准政府身份: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的“罪与罚”?——基于浙江温岭的个案研究

集体协商是劳资双方重要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西方集体协商中工会保持独立性的做法不同,在中国的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力量不对等、行业工会缺乏自组织传统和资源、企业主对组建行业工会及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有抵触等情况下,以"准政府"身份出现的地方总工会,恰恰是工资集体协商得以产生和成功推广的关键性政治资源。浙江温岭市工资集体协商的个案研究不仅印证了上述判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国家法团主义规范下政府"在场"的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逻辑。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基于嵌套Logit模型下的工资集体谈判分析

工资集体谈判论是工会发展的产物,是指以工人集团即工会为一方,以雇主或雇主集团为另一方进行的劳资谈判。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工人集体工资谈判是我国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构建我国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一直以来,由于我国总体劳动力供应大于需求,工人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实际中,尤其是在外资和民营企业中,工人集体工资谈判执行得并不理想,普遍出现厂商不愿意谈,不积极谈。在缺乏厂商的积极配合和主动参与下,工资集体谈判大部分流于形式。因此,从厂商理论出发,研究厂商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接受工资集体谈判、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工资集体谈判的推进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

处理和协调劳资关系,消解群体性劳资事件带来的社会秩序失衡,需要我国政府根据劳动关系转型的客观情况,构建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当前集体劳动关系劳方主体权利缺失、集体合同形式化严重、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缺乏程序性规则以及政府在协调处理中的角色错位等状况下,建立以"劳工三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关系主体的权利制度、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规范体系和完善"三方协商机制"预防劳资矛盾是应对之策。     

集体劳权保障与劳资博弈机制完善

集体劳权在国际人权系统中属于工具性、辅助性权利,须通过国内法转化为实体性权利。通过劳动权利主体的法律行为和社会行动,以集体协商、劳资对话为主要内容的劳资博弈机制得以健全和优化。集体劳权与劳资博弈机制具有共生共进、互相补强的可能性,二者均为实现实质正义的程序性手段。劳资博弈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利益协调机制,其功能是其他调整方式所不可替代的。我国目前存在集体劳权不明晰、劳资博弈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强化集体劳权保障,健全相关机制。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浙江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例

当前,劳资纠纷的大量涌现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和相互之间的调适合作,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经验证明,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创新不能从外部强加,而应符合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在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供给实现之后,各相关主体要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相互协调与合作,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在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领域,政府应该为工会组织、企业主或企业家协会以及普通职工在劳资关系治理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创造条件,从而形成受各方普遍认可的劳资关系治理长效机制。     

我国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变迁研究

为弥补学界对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研究不足,本文借鉴制度变迁理论,从集体建设用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需求动因和供给可能分析入手,对当前制度变迁的进程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农村建设用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规律进行总结。     

新医改方案的制度预期:一个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分析

本文总结了医疗卫生体制的现有问题,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需求供给均衡的角度考察了新医改方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在此基础上对新医改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制度预期。研究结论表明:新医改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第一行动集团"已经出现,但有效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存在一定的客观障碍。其中,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值得担忧,而且监管很难;公立医院是矛盾聚焦点,需要切实有力的补偿激励机制;医药产业可能在行业调整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同时,新的制度安排可能诱致一些制度逃离行为,使供需均衡点发生偏移而不能完好地达到制度预期,需要防范并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     

新医改方案的制度预期:-个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分析

本文总结了医疗卫生体制的现有问题,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需求供给均衡的角度考察了新医改方案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变迁的供需均衡点,在此基础上对新医改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制度预期.研究结论表明:新医改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第一行动集团"已经出现,但有效形成"第二行动集团"存在一定的客观障碍.其中,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值得担忧,而且监管很难;公立医院是矛盾聚焦点,需要切实有力的补偿激励机制;医药产业可能在行业调整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同时,新的制度安排可能诱致一些制度逃离行为,使供需均衡点发生偏移而不能完好地达到制度预期,需要防范并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     

村庄变迁与农村新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多村一社区”案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变迁和社区理论,建立起基本的分析框架,并以某县级市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近年来,案例市"多村一社区"制度建设与实践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导致了情形各异的村庄强制性变迁,对村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者越强"、"弱者愈弱"、"强弱参半"。今后,随着"多村一社区"制度变迁转型,村庄的强制性变迁将被抑制,诱致性变迁将成为基本方式,这将使"多村一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更具多元性和迫切性,因此,必须加强"多村一社区"的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强化需求导向与供给导向相结合的供给理念,建立多通道的需求表达机制,完善两层级、多主体的供给机制。     

工资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问题

我国工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工资形成机制,工资的分配体系和分配结构也没有随用工模式的市场化而与之相匹配。工资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在于:通过制度和机制确立工资价格的基本形成机制,来推动工资价格合理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从而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促进劳动关系的市场转型。应当以工资集体协商为核心,构建契合市场机制的工资制度框架,优化工资分配理念,执行发展型的工资政策,并跟进配套机制的体系建设。     

集体劳动争议调整机制之路径选择——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带来的法律思考

越来越多的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进入人们的视线,凸显出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过程中劳资关系的不和谐,以此引发集体劳动争议调整机制的构建的法律思考。我们应灵活调用传统劳工组织形式——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加强劳资共同决策来减少劳资矛盾,同时也要通过对集体协商的完善,对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规范以及集体争议调解机制的构建等路径来预防与化解集体劳动争议,和谐劳动关系。     

我国家族企业的产权特征及其制度学思考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的存在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家族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变迁在变迁需求的诱致和供给约束下,将经历一条演化之路。在此过程中,企业主的探索和国家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