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格律：五四时期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新旧冲突异常激烈。其中,中国诗歌的新旧冲突,尤其是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更是文学论争中的焦点之所在。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句式、用韵和节奏三个要素上。在句式上,倡导自由体的新诗群体主张打破旧诗五七言为主的句法限制,代之以灵活多变的自由句式,而旧诗群体则以五七言为诗歌最佳体裁,并对新诗的无定体进行批判;在用韵上,新旧诗人群体围绕诗歌是否应该用韵以及新韵与旧韵问题展开争论;而上述这两个要素最终指向诗歌的节奏问题,新诗人追求不同于旧体诗词格律的自然节奏,力图实现诗歌形式的绝对自由,而旧诗人则坚守格律体的规范之节奏,并以规范为自然节奏之标准。当旧诗群体不断以反抗性立场对新诗的自由体进行质疑和纠偏时,新诗阵营内部也在进行自查自纠和自我调适。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实则体现了现代中国诗歌标准的分歧。而如何在自由与格律的冲突中不断寻找调适与和解的可能性,则是这场百年前的新旧诗体之争给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留下的宝贵经验。     

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     

现代中国诗歌"城市抒写"的审美特质

新诗的百年发展始终与城市文化紧密相关,城市文化是诗歌的重要话语资源,它使得新诗有着不同于古典诗的全新境遇,并且改变了诗人认识世界、感觉世界的基本模式,促进着诗人现代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形成.在现代性命题的精神背景下,诗人以文本化的方式对"语词城市"进行着艺术抒写,诗人在追求前卫与创新的诗美过程中,逐步确立起现代都市主体的独立精神形象.     

臧克家:现实主义与中国风格

臧克家是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他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一,他推进了新诗对旧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吟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抒写农民和农村。其二,他推进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建设,他的叙事诗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融。臧克家是一位中国韵味十足的诗人。他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汲取养分,予以现代化改造,铸造自己作品的中国风格。他的诗具有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重"藏",诗在诗外,笔有藏锋;他的诗运用素朴精炼的言说方式,精炼,而又大巧若朴;他的诗追求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敲声音",是臧克家炼字的标准之一,他寻觅着音节和谐,铿锵动人,增加读者听觉上的美感。在新诗发展史上,像臧克家这样深刻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实在很少,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杜甫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以胡适、闻一多、冯至为例

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中国现代新诗也有重要影响。从20年代到40年代,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和新诗的发展,人们从杜甫身上学习借鉴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其中胡适、闻一多、冯至在不同时代受杜甫影响的新诗人中很具有典型性,从中也可以窥见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现代新诗创作的联系。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纯诗"追求

本文认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提出了"纯诗"的主张,强调新诗的本体地位,坚持在感情世界与哲理殿堂中挖掘诗,创立有意味的现代自由体诗形,在"化古"与"化欧"的完美结合上,创造纯粹的现代诗歌.现代诗人对于诗歌"纯粹化"的寻求,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新诗艺术的精进和成功.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建构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

上世纪最后20年,随着对中国新诗近百年发展状况的不满和对新诗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的清理,“回归诗歌本体”的声音开始出现,诗歌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重新被诗人和理论界所重视,语言工具论思想在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中受到强烈质疑。“回到诗歌本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换为“回到语言的路上去”,所谓“诗到语言为止”便是一种极端的口号。诗歌对语言的觉识显示了中国新诗的巨大进步。由此,理论界开始关注诗歌文本分析,强调诗歌文本之间语词的张力与修辞策略,试图勾勒中国新诗精神现象学谱系,拓展了巨大的学术研究空间,获得新的学术增长点。然…     

精品难再 诗艺永存──读《沙鸥诗选》祭沙鸥

诗人沙鸥一生对新诗的形式和意境作不懈的探索,以学艾青抒情诗起步,又转向民歌学习引四川方言入诗,研究古诗创造了人称“沙八行”的诗体,八十年代年届花甲的他开始探索中国传统诗如何与西方现代诗结合,创造了“新体现代诗”。     

对《中国新诗总系》的三点质疑

《中国新诗总系》的出版,为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提出什么是好诗以及“好诗主义”能否实行等一系列值得探讨的理论话题.但也有值得质疑之处:中国新诗是否一定要中国诗人所写,中国新诗是否一定要用中文书写,中国新诗用中文书写是否一律要用北京话,以及能否用大中原心态看待台港澳新诗？     

康白情与早期象征派诗歌的联系

中国现代新诗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探索的基础上,经过诸多早期白话诗人艰辛的尝试才得以成形,其中诗人康白情的大胆创造精神广受赞赏,但“尝试因素鲜明,艺术相对欠缺”几乎成为定论,由此长期无法得到评论界的重视。然而康白情等早期白话诗人的创作尚处于中国现代新诗的襁褓期,创造、突破、尝试中确实存在草率和急躁,但研读其诗及诗歌理论便深刻地体会到热情背后的理性探索。康白情提出“诗是贵族的”、强调创作对于象征及意象的运用等诗歌理论为后来早期象征派诗歌理论奠定了基础,其诗在具体创作中着意色彩的刻画和暗藏式的表现性描写都在早期象征派诗歌创作中有对接。     

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本文从诗歌本体的立场出发,反思了“新诗”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偏颇。文章认为,“白话诗”的贡献在语言变革方面,“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它虽然对本世纪的诗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较难显示诗的性质与价值。中国诗歌的写作应立足于现代汉语形态,在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互动中,寻找自己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让规则与手段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建立起诗人与读者的共识     

从文字的深处进入传统——何其芳《休洗红》的古典意象与意绪

何其芳《休洗红》一诗几乎全由古诗词意象暗缀融合而成,这些意象形成诗歌的基本骨架,营造出新诗中最具古典美的意境与画面.同时,它们又被诗人重新激活,以古典内涵为原始依托,在诗人的语言场中生长出新的义项,表达着诗人的现代情感与体验.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王贵与李香香》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以三边地区顺天游为艺术基础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李季的成名作与代表作,也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新诗民歌化、大众化的标志性作品。此诗有若干版本,手稿本、初刊本、新华书店本、人文本、人文二版本等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通过对《王贵与李香香》这些版本的校释与还原,可以触摸到对应于不同时代的群众口语写作与普通话写作的内容,也可从个案角度反映出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言与思想的变迁。从方言入诗到去方言化,从独尊解放区群众口语到对群众口语的地域分化与悬滞,则是《王贵与李香香》版本变迁中屡经反复的具体细节。     

1920年代初中国新诗中的“西方”

1920年前后的中国新诗,在发抒文化新人的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怀的同时,表现了诗人对西方世界的中国式观察、理解与想象,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姿态与面貌出现在许多诗作中,或破败凄凉,或冷漠无情,或友善阳光,或浪漫自由。多数诗中的西方具有本体形象性和展示性;但有些诗中的西方则仅是诗人言咏的引子,到场而无形。纵向而言,那一时期新诗中的西方经历了一个由主观感受型向具体客观型转换,由冷漠、灰暗到友善、斑斓的形象演绎过程。作为异质元素存在,西方不仅彰显了诗人们的现代世界观念,而且为中国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及其诗学意义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外来语入诗的创作现象,古已有之。及至近代,随着中外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不少诗人将英语音译词和日语汉字词植入旧体诗中,并往往采取自注形式加以解释。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主要集中于以竹枝词为代表的古体诗,岭南和上海是其最活跃的创作地域。就跨文化视角而言,外来语入诗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它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诞生,而且拓展了诗歌题材,具有建构异国形象的功能;同时促进了中国诗歌从旧到新的变化,对新诗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古典情怀的现代重构--论戴望舒诗歌向传统回归倾向

戴望舒诗歌现代性品格的形成,离不开对传统的纵向继承.本文从东方式爱情主题、传统的还乡意识、传统的文人心态、古典意象和圆圈式抒情结构等方面,论述戴诗向传统回归的倾向;并说明这一倾向与诗人自身遭遇及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是诗人面对中国新诗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诗学策略.     

李金发诗歌成败论

李金发最大的功绩是最早寻路问津,将法国象征新诗歌的美学原则和表现方法移植、引入中国诗坛,虽然他在现代主义诗途上走的不远,但却为中国新诗开拓了新景,指明了方向,他的"成功"有种无心插柳的偶然,由于缺乏充分的诗的准备注定了其诗的不成熟,因而他终未成为一代显赫的大诗人.但李金发对象征新诗的艺术所做的探索与实验及其成败得失,都对中国现代新诗歌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