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人节”述论

1946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一致通过决议，确定当日为商人节。贵州商会联合会和厦门市商会对于商人节的创立，都曾作出重要贡献。近代中国的商人节虽设立较晚，但对于商界而言仍称得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近代商人节的纪念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成为商界表达其政治经济诉求的良好机遇，产生了值得肯定的多重社会效应。     

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

在近代广东 ,商人是同早期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群体 :他们投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运业 ,使广东在清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走遍全国 ,了解世界 ,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在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与爱国斗争。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 ,在 2 0世纪头 2 0多年 ,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 ,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 ,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清代广东商人在山东的经济活动

清代山东是粤商在北方沿海地区活动的重要场所。粤商以济南、烟台、青岛为中心开展南北物资贸易,甚至投资设厂从事近代工业生产,在山东建立商号和会馆等商业组织,对山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代广东口岸贸易中的婺源商人群体

清代中叶,开赴广东的婺源商人以贩运茶叶为主导,适应了口岸贸易的需求。经过长期的经营,婺源商人形成了具有显著乡族特征的利益群体,并逐渐与各色社会群体结成一定的关系网络,较为有效地应对各类商业风险,推动了广东口岸贸易的发展。近代以后,茶业受到冲击最大,贸易重心逐渐转向上海。墨业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最长的,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行业表现的分异,表明了旅粤婺源商人群体的鼎盛期和转移期都有明显的外力拉动。他们凭借灵敏的商业触觉和多重关系网络,谋求长途贸易利益,成为联结内陆山村和外贸口岸的重要力量。     

“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在商言商”是传统社会商人当中流行的口头语，至今仍不时看到人们使用这一词语。而追寻其源头，至少必须上溯至20世纪初的清末。本文着重探讨“在商言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世界动物节”在近代中国的宣传与纪念

近代中国保护动物运动的兴起,始于1934年世界动物节的宣传与纪念。但在此之前,被称为“现代女界中的奇杰”的吕碧城就在报刊上对包括世界动物节在内的欧美保护动物运动,进行过介绍与宣传。中国保护动物会成立之后,积极动员,精心筹备,连年举办了纪念世界动物节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与吕碧城的介绍与宣传交相辉映,使国人受到了动物保护的近代思想启蒙,保护动物运动由此在中国发端。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部分国人逐步走向世界的新趋向。     

近代胶东商人与社会习俗变迁

近代胶东商人数量的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导致胶东地区的婚姻圈也渐趋扩大,并同时影响着当地男女的婚龄;胶东商人对海神和财神的崇信,进一步丰富了胶东地区多元化的民闻信仰;商人的自身行为和经营行为,则对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代商人的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商人是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们从事了诸如施医、救灾、赈济等传统型的慈善公益活动,也从事了诸如开办学堂、学校等教育事业,开办阅报社,创办济良所等新型的慈善公益活动。后者对近代社会的发展无疑起了更大的进步作用。     

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

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条件,江南地区的城市体系在唐代得以丰满并迅速发展.由此带来的变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与区域传统交会碰撞,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到文学的生产.作为"诗的唐朝",涉及江南商人及商人妇的诗歌正体现了这一新的文化结构.诗中对他们生存状态与情感空间等的抒写,既彰显着这一区域的人文传统个性与现实政治生态,也昭示出江南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新变化.     

近代商人与教育变革

近代商人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也为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积极投身于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洪流。他们对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功能、教育对象的理解和阐述,是一种新型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观念;他们以多种形式投资教育,并通过办学活动如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校风校貌的建设、对高水平办学质量的追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近代教育实践。     

商人和近代南浔的社会变迁

商人在南浔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中枢角色,不但从商业、工业、基础设施等层面主导了南浔经济的变迁,而且通过参与反帝爱国运动,支持反清民主革命引领了南浔近代政治的变迁,并对南浔教育、医疗、生活习俗的变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云南商人与近代中印商贸交流

随着近代以来中国西南部门户的洞开 ,通过中国云南的对外通商口岸及一些民间商贸渠道 ,中国西南部与近代英属印度发生了较为密切的商贸交流关系。而承担这一商贸关系的主体正是云南的本土商人。本文对近代滇印商贸通道的交通状况、滇印间的商贸交流物资、从事滇印商贸的云南商人及其具体活动、在印度投资设号的云南商人的发展状况等一些鲜为学术界所关注 ,而对当前如何恢复发展中国西南部与印度间的传统商贸等现实问题颇有借鉴意义的一些相关历史状况作了一些较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论近代商人的办学特色

学校特色的形成不是外加的 ,是在事物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它鲜明体现着办学者内在的思想和信念。近代商人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注入到办学实践活动中 ,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融入时代精神和商人伦理的校风校貌以及立足社会生活需要、培养实用人才的办学方向等。近代商人办学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又体现出近代商人本体的一些重要特征。可以说商办学校是近代学校斑斓的画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近代商人从事慈善活动的原因分析

近代以来商人从事慈善活动的越来越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商人们乐此不疲投身到这一公益性活动中来呢?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商人经济实力增长的需要;三是来源于商人自身的认识。     

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

随着经济、时代的发展 ,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 ,中国商人宗族在近代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演变。其具体表现 ,主要是产生了由大变小以及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 ,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过去所没有的新发展趋向。与此同时 ,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许多方面 ,也相应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 ,又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后的残余。     

近代商人、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一大主流,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商人则是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社会地位很低.三者关系在近代发生剧变.近代中国内外交困,教育变革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教育变迁引发社会变迁,商人在近代经济力量增强、社会地位上升,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由此,近代商人推动了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声,教育变迁推动了社会变迁.     

对“学子商人”现象的思考与分析

大学生经商产生于学生的贫困、就业的压力及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大学生经商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减轻学生的经济压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质,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但从长期来看,它存在着造成学业荒废、影响教学秩序、危机校园安全的隐患。对于校园商业现象,只有加强教育、强化管理、规范行为,才能克弊扬利。     

论近代商人参与抵制洋货遭遇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商人参加抵货运动之后,由于遭受经济损失而普遍面临严重困境,并且始终得不到社会各界的体谅与帮助,只能苦苦挣扎寻求自救,寄希望于商会采取“疏通”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却又被视为破坏抵货运动的“奸商”,使其处境十分艰难,成为导致抵货运动难以长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近代报纸“政党化”特色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报刊诞生之际就承担了“救亡”重担,创办近代报刊是政治家们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方式,因而中国最初的新闻人,从一开始就过分地强调了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利器”这一特质。这在当时有一定合理性。但媒体过多地承担宣传鼓动功能,过多地介入到政治斗争之中,势必削弱了其他功能。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近代胶东商人研究

近代以来,胶东商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地方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来自于农民阶层的商人群体成为近代胶东商人的主要来源构成,并发展成为商人群体的中坚力量。近代胶东商人投资领域和经营观念的转变,使近代胶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具备现代化生产的部分特征。商人组织形式的变化,则体现了近代胶东商人力量的联合及其向公共领域的渗透,使得近代胶东社会具备了市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在商人力量的推动下,胶东地方社会亦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