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两种法治思想之异同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所倡行的"任法而治",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是讨论法治时经常提到的两种法治主张,本文对其加以比较,借鉴合理成分,以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及现实意义

韩非子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之大成 ,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整套法治理论。他的法治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 ,对我国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更替的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经史之间: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

蒙文通之学,具有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的风格。在蒙文通的经史之学中,对先秦法家进行了多个方面的阐述与建构。从法家的范围来看,兵家、农家、纵横家都可以归属于先秦法家。从地域特征来看,先秦法家之学是秦晋之学。从思想观点来看,先秦法家的关键词是法、术、势,先秦法家主张"抑贵族而尊君权",要求"强公室,杜私门",这些观点建基于法家所特有的历史哲学。从思想语境来看,法家是周秦时期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之一,是周秦时代有别于儒家的新思想,法家与儒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和的转变。蒙文通立足于特定的经史立场对先秦法家作出的阐释,为当代学界理解法家提供了重要的镜鉴。     

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论社会主义的规则之治

法治是规则之治,是供治者选择的国家治理方法之一,表现在国家治理运行状态上的特质就是"治者从法"。"从法"而治的国家所"从"之"法"不同,其法治的性质也就不同。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本质区别是法律的性质不同。社会主义不是自发产生的,社会主义法治是预设前提的法治。要保证法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就必须保持法律的社会主义本质,并不断给法律输入社会主义精神。现代法治是宪法之治,而宪法之治的基本要求是遇"事"询"宪",依"宪"制法。立法是最重大的国家治理活动,法治国家的最基本特征是依"宪"立法。为了保证法律依"宪"而生,国家应当建立立法的宪法依据阐释制度及合宪审查制度。     

孟轲法律思想探源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批判地继承了夏、商、周奴隶制时期遗留下来的法文化,提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国家长治久安需要的以“礼治”、“德治”、“人治”为核心内容的法思想,不但同后来发展起来的法家学派以“法治”、“势治”、“术治”为核心内容的法思想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荀子论“义”

荀子之思想经常因为"性恶论"的理论而被人误解,本文打算通过对"义"这一概念的阐述来重新认识荀子。通过指出"义"与"性"、"礼"的关系的分疏,笔者试图指出,虽然荀子与法家共享一个"性恶"的前提,但荀子的"义"不必然被单纯地看作是一种中立的"分",从而与法家的"势"有着天壤之别。     

先奏百家争鸣的终结者——韩非哲学新探

韩非既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百家争鸣的终结者.他的法治理论属于实用型的政治哲学.在韩非哲学中.第一块基石是"以理解道"的道理关系论,系统论述理的具体性、历史性、可知性以及知的可验性.第二块基石是"以计算之心相待"的人际关系论,强调人对于人只是工具,绝非目的.最后完成法术势相结合的治道理论建构,形成要在中央、以法为本、法术二柄、抱法处势等独到的观点.     

先秦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的比较认识

先秦的政治文化思想中,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两者本质意义的认识,现代以来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有本质区别,如梁启超先生曾说：“当时所谓法家者流中,尚有两派与法治主义极易相混而实大不同者,一日‘术治主义’,二日‘势治主义’。”“术盖为法家所最恶。”①持这种观点的人数较少,而且尚未作比较具体的分析工作。另一种观点影响较大,认为两者是统一的,“术”是对“法”的补充和强化,是法治主义历史发展的要求。笔者以为,从思想观点、思维要求和源流关系这些学理上看,两者有本质区别;在当前民主和法制…     

秩序与正义之间——略论先秦儒法之理想政治及其实现途径

秩序重建与正义追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时代主题。儒法之理想政治是正义与秩序高度和谐的理想政治。在现实政治层面,"国无君不可以为治"体现的秩序与"立天子以为天下"体现的正义之间常常陷入顾此失彼、互相冲突的困境。如何在现实政治中调适秩序与正义之间的内在矛盾,成为儒法苦心焦思的核心话题。儒家主张正义优先的"贤人"政治理论,法家提倡秩序优先的"中人"政治理论。前者属于"革命论",后者属于"改良论"。     

秦始皇实行法治疑论

秦始皇是重视法的，也制订了不少成文法。但是有法不一定就是实行“法治”。第一，秦始皇有法不依，等于无法；第二，在先秦时，法治是以法家学说为指导的，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与法家学说颇多不合，他通过烧书打击诸子之学的同时，法家学说也受到了严重打击，第三，实行法治的最理想的人选应是法家，但在秦的朝廷中，秦始皇并未任用这些人，他们在秦的命运不佳，像韩非入秦即被关入监狱，最后被药死，遭遇更为悲惨，第四，秦始皇是从“百家争鸣”的时代生活过来的，治政不主一家，而是几家并用，是个实用主义者；第五，封建社会里的法是治民的工具，不能治统治者自己，这既缺乏公正性，也失去了法的普遍意义和作用。再说，中国人民受儒家思想教化很深，自称“礼义之邦”，讲究伦理、道德、良知、人情等，而这些往往是法所干预不了的。这就决定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具备法治的条件，不可能实行法治，秦代亦是如此。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略论程朱理学中的人治思想

<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进行过一场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究竟是作为统治者个人的“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法”起决定性作用;究竟是“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一般主张“法治”,而儒家则主张“人治”。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汇佛、道两家的一     

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源头论析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要从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入手,而对此关系的探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当时的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治国模式是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在《政治家》中认为具有统治艺术的统治者优于法律之治,在《法律篇》中则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所应追求的是"最高且最广善业",统治者"是否照顾公共利益"是评判政体的根本标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西塞罗认为"公民权利"并不是公民能从国家索取什么,而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和奉献,国家是基于公民同意而形成的集合体,自然法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也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源泉。     

法治政府:"德性"内涵的三重解析

仅仅从"法"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政府"是有片面性的。实际上,法治政府具有三重"德性"内涵。首先,从法治政府的理据来看,法治政府之"法"应该是"良法"之法;其次,从法治政府的展开来看,法治政府之"治"应该是"善治"之治;最后,法治政府之"政"应该是"公正"之政。     

秦后法家及其发展变迁

秦后法家是指自秦朝灭亡以后一直到清朝末被史家列入法家的那些人物和著作。它包括刑名法家、治狱法家、校订法家和注释法家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大致反映了法家在秦朝之后发展的几个阶段 ,即汉初的刑名法家、汉中期以后主要发达于宋明的治狱法家、唐代及其以后的考订法家、清代的注释法家。从这四个阶段的前后相继中 ,可以看出法家从站在法律之外的治国之道到着眼于法律之内的条文注释的演变 ,从自成一家的法治学说到可以归属于任何一家的律学 ,从而结束法治学说历史的变迁     

韩非“势治”新论

“势”及“势治”因为涉及君主权势,往往与君主的个人性挂钩。但事实上,韩非包括“势治”在内的政治学建构,旨在塑造某种政治权威。在权威的效力影响下,臣民自发地趋向于“富国强兵”的共同体目标。权威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权威的效力指向的也并非君主之私利,由此,“势治”呈现出公共性和客观性。此外,“处势”的主体乃是平常的“中主”,这就排除了君主个人性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的关键归结于制度,这体现了先秦黄老和法家的制度治理精神。对韩非“势治”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韩非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辩证认识及扬弃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成熟于西周封建宗法制度瓦解、君主专制制度即将崛起的战国后期。"天人相分""治乱非天",是其逻辑起点;"人性恶"假设,是其哲学理论基础;"化性起伪",是其教化途径与手段;"隆礼重法"是其主要工具及核心治国思想。礼,"度量分界""养人之欲",用以划分社会人群等级,分配社会资源财富,规范贵族地位特权,维护新兴君主专制统治;法,"重刑罚以禁之",用以惩戒违礼之罪,维护和保障礼之总纲地位与顺利实施。礼法兼用,德法并举,由此实现社会由乱到治。但荀子思想具有典型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特征,其"人性恶"等理论观点存在逻辑悖论,以及为专制独裁背书的历史局限,需要站在当代人类文明的高度,保持警惕,辩证认识,扬弃改良,为其注入人类共有文明价值理念,重新诠释构建,为当代儒学转型及民主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参照。     

韩非“人治”思想初探

法家学派杰出代表人物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生活在全国大统一的前夜。他师承其师荀子内“法”的一面,将法、术、势三者融为一炉,形成中国历史上系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以法治国”是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的口号,是其“法治”思想的集中表现,但他也十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