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车、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

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两部著作中,它们是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而且都始终贯穿着"搭便车"问题这一中心线索.以"搭便车"问题为中心线索将二者串起来进行评述是很有意义的.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在转型中国,当工人提出工资增长等诉求时,场景中个体行动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体行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行动的产生?在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其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集体行动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机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会日渐断裂,从而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生态环境。     

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究

国企改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因为利益和地位的贬损,工人集体抗争行动有了大量的增加。本文通过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历时性考察,说明了社会资本的匮乏和改革政策的刚性,构成了今天下岗/失业工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展开可能的集体行动的资源和规则体系,这种抗争行动是一种以生存伦理至上和分配公正优先为思想依据的,即我们概括为生存型理性行动的抗争逻辑,它以对传统体制下企业的管理组织形式和公有制观念的策略调用为手段。对个案的进一步说明还显示了反思和重构国家-社会学说的必要性,以准确反映国家内部已经发生的分化甚至断裂,进而寻求系统社会整合条件下劳工权益以及弱势群体成员权益的有效保障。     

工会制度与工人权利:基于产权经济学的分析

工会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学者对工会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从产权角度对工会制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充分。工会制度存在的产权根源在于工人权利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和工人权利经常处于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公共领域。工会面对工会会员,运行的是公共物品直接供应和间接增加机制以及社会资本调节机制;面对雇主,工会运行的是侵权风险防范机制、集体发言权机制和雇主侵权行为矫正无效后的惩罚机制或人力资本集体退出机制;面对政府和社会,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通过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立法,缩小雇主与工人之间的权利公共领域,争取社会广泛支持等,获得有利于工人权利保护的外部环境。工会制度运行的经济社会效应,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分析。工会制度运行的内部效应是工人工资和福利的提高以及工作条件的改善,而外部效应则是劳资合作秩序的扩展、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可持续性运行。     

权利意识:转型时期农村权利保护的支点

自觉权利意识的缺失是转型时期农村妇女权利保护的瓶颈,因为我国现有妇女权利保护的制度设置和实施都是以权利主体自觉的权利意识作为支撑的。无论是对受损权利的有效追讨,还是保护权利免受侵害,都离不开她们自觉的权利意识这个支点。     

论权利意识与法治

法治的核心是实现公民的权利,国家权力必须认真对待权利.公民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执法人员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和能否文明执法,对法治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公民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实现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现代法治社会的执法者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为公民的权利提供司法保障.     

冲突与和谐: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视野下的非关税壁垒

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传统分析大多选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此类措施对社会福利以及个人效用的影响评判其合理性.本文另辟蹊径,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角度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法律诠释,就国家权力通过非关税壁垒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能引起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指出国家掌握的社会财富分配权的滥用以及对个人权利保护位序的错乱是非关税壁垒缺乏正当性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尽量少实施涉及个人积极权利和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中产生显著财富转移效应的非关税壁垒;对涉及个人消极权利的非关税措施,则应在承认目标合理性的基础上,遵循合理的公共决策规则来确定,并重点防范实施中国家权力的滥用.     

社会权利理论发展与“新社会权利”兴起

希腊和罗马公民权模式是社会权利的重要理论来源,欧洲及国际社会的经验事实为社会权利理论的深化作了充分准备。同时,社会权利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社会权利缺失、社会权利市场化或商品化、社会权利人本化和全球化三个阶段。随着全球化进程推进,＂新社会权利＂得以兴起,它有助于风险社会中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释放,弹性地调节社会权利与个体生命周期关系,适应社会发展形态的转变,从而增强个体自我发发展和社会自我调节能力,与此同时,使得传统社会权利理论跳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有助于形成世界性社会权利。     

新现代化:长三角发展战略的新定位和新目标

告别经典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模式,选择新现代化发展战略,是长三角地区发展战略的新定位和新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促进长三角地区的率先发展、全面发展、整体发展、和谐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与集体行动:一个分析框架的建构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集体行动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络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了核心关注点之一。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互联网扩展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增加其动员潜力,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扩展集体行动发生环境、降低参与组织成本、打破话语权垄断和突破地理边界限制四个方面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因此,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考察需要置于一个包括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四个要素之间不同条件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机制,才能对两者关系有更深入理解。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理论意涵与现实指向

“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是对区域与国家发展关系进行的系统思索,是我国区域发展实践的理念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文化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局战略实践的滋养,经由从“城市战略定位”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再到“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命题嬗演,逐渐提出“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理念。“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理念需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本目标、以系统观念为思维方法、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重要抓手贯彻落实到具体政策实践中,才能彰显现实力量。     

欧洲居民的归属:公民资格与后国家权利

民族国家作为公民权利的保证者的核心地位日益遭到质疑。２０世纪末叶有几个著名的理论范式强调国家的自主权遭到了侵蚀 ,究其原因是跨国力量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国家、地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诸多范式中 ,全球化或许是最重要的。虽然全球化一词包括多种过程 ,其中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① ,它往往强调下列现象 ,如跨国公司实力的高速增长 ,势力遍及全球 ,从而削弱了各国的调控能力和各国国内工人运动的讨价还价能力 ;经济自由化政策促使医疗卫生和教育机构私有化的现象到处出现 ,国家的福利政策在退缩 ;信息技术、媒体和电…     

集体行动、发展伦理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

推进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是人们应对复杂发展问题的重要选择.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发展伦理及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层视域,厘清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层构架,确认社会发展理论的变现方式,是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中的三个前提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自觉与深化研究,将深层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创新.     

权利意识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意识形态

文章分“市场交换与权利”、“市场经济与权利结构”、“市场经济社会与权利意识形态”三部分进行论述.市场交换实际是权利的交换,且是交换者自由的、自愿的、以平等身分进行的权利交换.市场经济的基本人际关系结构即是权利结构;而权利意识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意识形态.法律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表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以法治国”,不言而喻.     

法的国家属性与法治国家意识的构建

法治国家意识应成为国家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法治国家意识,需了解法的国家属性并理解它的含义。如果仅仅单向度地强调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可能会导致误读国家至上而忽略法本身的功能。任何组织和个人要按照现代国家治理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树立法来自于国家的基本意识、产生于国家的认同意识、等同于国家的整体意识、维护法的权威就是维护国家尊严的核心意识。切勿将主体和工具的关系套用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上,这样只会歪曲或偏激地理解法的国家属性。在现实中正确树立和增强国家意识,将对国家的热爱转化为对法治国家的热爱,将对国家的捍卫转化为对法治国家的捍卫。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家兴,法治也兴。     

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

在由现代性所主导的社会历史框架中,解放性政治构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这使得现代国家建构活动自其诞生伊始,就处在以国家一自由为轴心的叙事模式之中.在这个叙事模式之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成为现代国家建构活动的主导性逻辑--那就是在增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以推动人的解放和保障自由的同时,建构起公民权利的"坚硬外壳",以防止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对自由的僭越.     

权利视野下的农民工

在城市繁荣背后农民的生活又如何呢?不由得让人引发对农民工合法权利状况的思考.农民工权利缺乏保障,且常受到侵犯;农民工自身和当权者权利意识都比较淡薄;应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出发探索保护农民工权利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