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贸易区“出口倍增”实现机制探析

美国作为设立自贸区最多的国家,对外贸易区在其"出口倍增计划"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对外贸易区内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与灵活的贸易监管制度、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贸易便利化机制和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政策,既有助于实现贸易便利化与风险管理的充分兼容,又保持了对企业的持久吸引力,是美国对外贸易区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保障。     

国际化节奏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利用2005—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FDI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FDI节奏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FDI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中国跨国公司需要保持适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广度才能获得较高的创新绩效。随着FDI节奏的不规律性的进一步提高,组织学习时间压缩不经济性将提前出现,FDI广度与跨国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曲线会变得愈发陡峭,即节奏对FDI广度与跨国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中国跨国公司应审慎把握全球布局,这对于中国企业以国际化为跳板实现“弯道超车”式跨越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要素扭曲影响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了吗?

基于2004—2007年我国29个省级区域24个行业的出口数据,分析要素扭曲对各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要素扭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并且,要素扭曲通过阻碍FDI、R&D投入的正向效应抑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这表明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控制严重阻碍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全面加快和推进我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此外,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FDI、基础设施水平、R&D投入与对外贸易依存度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了积极作用,非农业产业就业密度与国有企业比重的影响恰好相反。     

中国对外援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85—2014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对外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是负面的,对外援助通过扩大出口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两者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劳动力、国内投资、人力资本、FDI、出口、进口、制度与经济增长均为正相关关系。在适当扩大对外援助总量同时,重点优化对外援助结构;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加强政府宏观指导。     

八国集团对非援助效果及对策——基于遵约率角度的分析

对非援助是八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历次峰会在该领域做出了较多承诺.本文探讨了八国集团对非援助承诺的执行情况,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的实际影响,以及对非援助效果对八国集团合法性的影响.提出建立合适的援外监管机制、改善对非援助总量与结构、制定合理的良政水平要求、加强对外援助政策的协调等四务政策建议,以提高八国集团对非援助效果.     

心理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基于高管海外背景和华人移民网络的调节视角

文章旨在探索心理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和华人移民网络对心理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2008—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距离与企业OFDI之间呈"U"型关系。从企业层面异质性而言,高管海外背景负向调节心理距离与企业OFDI间的"U"型关系;从国家层面异质性而言,华人移民网络弱化了心理距离与企业OFDI间的"U"型关系。文章结合国际化进程理论和心理距离悖论理论,将心理距离、移民网络和企业异质性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对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双向FDI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是吞噬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而科学评判国际投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则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衡量外资绩效与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利用2000—2018年中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3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来检验双向FDI如何影响劳动力成本,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伴随着双向FDI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成本表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趋势,这一影响在金融危机冲击后更为显著。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与劳动力成本之间更多表现为倒“U”型关系,但是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双向FDI则显著推动了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进而影响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双向FDI的扩张无疑加剧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压力,应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调整优化引资规模与结构,鼓励增加高质量的对外投资。     

中美竞争-合作框架下美国对外援助研究

无论是把对外援助描述为援助国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现实主义,还是把对外援助看成具有利他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这都把复杂的对外援助简单化了。当前,中美竞合主要围绕利益、制度和理念三大主线展开,并在对外援助领域上演。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提供和支持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物质类公共产品可以为美国赢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回报,非物质类公共产品则有利于美国对援助规则主导权的把控,使其对外援助更具合法性。然而,中美在利益、观念和规则上存在的交集和分歧,使得两国的对外援助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这一情况对受援国和其他援助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理念层面,美国都试图组建自己的援助圈,但这个援助圈是否排华,或排华的程度如何,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息息相关。     

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民心相通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选择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中之重,当前中国主要采用人文交流的方式推动民心相通。本文从对外援助的视角研究如何利用对外援助促进民心相通。通过分析"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援助在援助政策、援助项目、合作模式、援助地区、援助方式等方面的变化,研究中国通过对外援助促进民心相通的优势及障碍,总结中国在援助前提、援助时机、经验价值、受援压力等方面具有利条件,以及在援助地区、援助期限、援助对象、援助方式等方面的不利因素,最后提出中国援助应处理好三个矛盾,即大量援助需求与中国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矛盾、援助给"鱼"与给"渔"的矛盾、援助给"政府"与给"人民"的矛盾。     

制度变迁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显示

在现代经济学中，库兹涅茨首开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之先河。他于1955年在题为《经济增长与收人不平等》的著名论文中，最先提出经济增长与收人分配之间存在"倒U"关系的假说，即"库兹涅茨定理"。该理论认为，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人的增加，人与人、各阶层、各社会集团之间的收人差距将会逐步拉大，当人均收人达到一定水平后，这种差距又会缩小，亦即收人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路径是"先恶化、后改进"。这一过程类似倒写的U字"，故被誉为例U理论或倒U假设。自倒U理论问世以后，不少学者利用各种可能得到…     

出口风险与预警——基于食品出口的案例分析

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出口国之一,对外出口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但中国在对外出口中存在诸多难点和问题,尤其是出口风险和预警机制的缺失,更是拖累了中国对外出口的利益与进程。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食品出口国,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国内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关系中国对外经济的形象。因此,对我国食品出口的风险和预警机制进行分析,有助于对今后对外经济转型提供借鉴与帮助。随着中国出口食品种类的不断增多和经济的迅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和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制造企业逐步投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但数字技术能否赋能企业创新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尚不明晰。文章引入人力资本和动态能力变量,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模型,选取2013—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在东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国有及民营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吉林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经济发展与贫富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借用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选取1991—2007年吉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相关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等指标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尽管结果显示吉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但对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一些环境污染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有增长的趋势,经济发展并不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唯一因素,倒"U"型关系只是经济与环境众多关系中的一种。由此,我们认为,吉林省要通过多种措施和手段在保证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一个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很快,对于其效应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回归技术对1990—2005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出口的增长,还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化。此外还得到了中国的出口是适应型的而非主动推进型的,以及出口结构的优化主要得益于自身经济发展的结论,并进而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地区产业专业化演变的U型规律

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地区自身的产业结构专业化或多样化水平的演变具有一般规律性,需要对规律背后深层次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我们引入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方法,对地区产业专业化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各省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专业化的演变均呈现出U型规律;其原因在于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厂商技术进步和制度改善的共同作用;各个影响因素作用中,地区原有产业专业化水平、工资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对外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依次为造成中国地区产业专业化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以上分析为解决中国各省之间地区产业专业化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提供了政策指引。     

论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秉承了共和党的传统经济政策,即紧缩政府财政开支,限制政府开支规模;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则是力主自由贸易政策,削减对外经济援助规模,实行所谓的"贸易而非援助"政策.在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时期,不仅对杜鲁门政府时期对外援助机构做了重大调整,而且大幅度削减对外经济援助的规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除了受共和党传统政策的影响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困扰,即美国经济援助是否应该用于帮助受援国发展国有经济.     

国际援助的环境效应研究述评

国际援助与环境的研究文献显示国际援助对环境产生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其中政策效应的研究较集中。国际援助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多种不对称性情形,不同模型构建的不对称性得到不同的环境结果。国际援助的环境有效性实证研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反映出影响环境的变量的复杂性。这一领域的研究可向中观和微观拓展。     

我国工业行业出口多样化变迁及其生产率效应研究

采用细分的出口产品数据,结合修正的Feenstra方法度量了我国1993-2009年间工业行业出口多样化.我国工业行业的总体出口多样化有明显上升,相对出口多样化大于或等于1的行业从1993年7个增加到2009年的14个;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多样化水平相对要高于资源或劳动密集型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出口多样化的年度平均最高,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烟草加工业等出口多样化年度平均值相对最低.进一步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发现我国行业出口多样化显著促进了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与行业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我国对外贸易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对外贸易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贸易额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虽然对外贸易额的增加能够带动GDP的增长,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GDP的增长更能促进对外贸易额的增加。     

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对外发展援助是国内政治的拓展,是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是战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者,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革新的过程,欧盟对外发展援助在攫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地促进了受援助国的发展与稳定及全球利益.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在中国的实践就明显地体现了其外交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实现欧盟对外政策整体目标的政策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