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竟陵派的诗学审美理想

竟陵派以“厚”作为诗学审美理想。文章讨论了“厚”的审美内涵,以及“厚”和“灵”、“学”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厚”是竟陵派用来医治公安末流和自己诗病的药方。     

贾岛诗与竟陵派源流新探

从文化背景和诗人自身经历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以贾岛为代表的“晚唐体“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均出现于时代末期,代表人物均有着不解的佛禅情结,用静、冷的笔调来描摹末世心境,在文学上表现为寒瘦、佶屈聱牙。     

近三十年竟陵派研究综述

晚明竟陵派以钟惺(1574—1625)和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它的研究进入繁盛期与收获期,许多问题如竟陵派的地位及其与公安派的联系和区别、钟、谭生卒年及主要经历、《诗归》及其文学主张等都获得较深入的分析和求证,钟、谭著作得到整理。其间,一批具有研究生资历的中坚力量涌现出来,他们为竟陵派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试论王夫之对明代竟陵派的诗学思想的批评

王夫之对明代竞陵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对他们几乎是全面否定。批判他们直承七子派的王、李,而不是公安派;批评他们标举性灵,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性灵;并批评竞陵派的诗学主张“幽情单绪”,且认为他们的诗是“亡国之音”。王夫之厉批、痛诋竟陵派与其宣泄亡国耻辱和力挽大雅的诗学传统取向有关。     

近四百年竟陵派散文研究史述

竟陵派为晚明文坛重要流派之一,回顾近400年竟陵派散文研究的历史,对走出竟陵派研究误区,更新明代散文研究理念,都不无裨益.明末几社对竟陵派的批评开清代批评之先河.清人对竟陵派散文的种种非议和指斥,对现代的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动下,现代研究逐渐形成反对清代批评主流的庞大声势,历经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批评争鸣,在80年代后走向繁荣.近400年研究史形成"矫弊说"、"对立,,说、"互补"说、"亡国之音"说、"脱离现实"说、"格局狭小"说、"革新"说、"保守"说等批评范式.在竟陵派散文研究有待深化之际,我们提倡多元的批评,主张摆脱陈旧的批评范式,密切关注散文创作,深入探讨竟陵派与晚明社会的关系,加强竟陵派作家个案的系统探究.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诸子的交游

崇祯年间,谭元春率竟陵派许多成员加入复社,耐人寻味。谭元春在启祯间与复社人士交游主要在四个区域:湖广,除公安派后继者外,友人多身兼竟陵派与复社两种身份;江西,为期两个月的胜游,与复社诸子谈诗论道,结下了深刻友谊;吴越,两度出游,友人皆为谈文之人;京师,四次上京,曾与吴地的复社魁首有过匆匆接触,无深交。梳理谭元春与复社成员的交游情况,有助于了解竟陵派在启祯时的进一步拓展。     

论竟陵派出现的契机及钟谭的诗歌创作

晚明时期,经济因素、社会生活、思想界、文学界的种种变化以及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表现等导致了文学领域“公安派”等重真情、重自我、重现世的文学流派的兴起。然不久又出现了虽讲文学写性灵却又崇古尚厚、写“幽情单绪”的“竟陵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有一种极为深固的以古为高、蔑视下俚的审美心理基础,容易导致对俚俗的反拨;晚明本身就有一种有别于狂禅的主张渐修的思想流派;“破舟漏屋”般的朝政与每况愈下的形势又使文人充满无奈与失望,只能缩回到内心的天地。诗文“代而趋下”的观念也使他们只能到古人那里找致“厚”的良方。这些观念决定了竟陵派的创作面貌。但钟谭二人的创作是同中有异的。     

竟陵派文学的发端及其早期文学思想趋向

钟惺、谭元春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是竟陵派研究者较少关注的一个论题.本文通过钟、谭诗文之始习、才性之养成及其相互磨合,在家乡重要的文学交游活动以及早期创作成果与经验总结等方面的考察,试图对此作比较具体而全面的描述,并且在一种历时性视角的观照下,探究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立场、文学思想及趋向与以后各阶段文学观念与主张的内在联系,证实这一阶段对于竟陵派文学定型、发展的重要性.这种阶段性的分析研究,是将对一个文学流派有关诗学理论、创作风格等问题的探讨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的一种尝试.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小品文是古代散文的精品,也是竟陵派作品的代表。钟惺、谭元春的小品,以独到的审美趣味和精致的审美形式,一反传统的审美路线,显示出独特、新颖、超前的审美意识。透过钟惺、谭元春小品解读其审美意识,主要表征为以审美理性激发性灵意趣,在行文、音律及结构体式上贯彻了审美理性的"幽深独至"。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对于推进当下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也具有积极的启悟意义。     

袁中道和竟陵派：性灵论与格调论唐诗观的调和

袁中道与钟惺、谭元春都重提师法古人,标举含蓄浑厚的唐诗,实为矫正公安派的浅俗率易,而要求取古人精神,则为避免七子派的徒袭体貌,对唐诗钩奇探奥,也拓展了唐诗接受的领域.他们一起为明代唐诗学的发展寻求中道,其结果标志着性灵论唐诗观和格调论唐诗观走向折中调和.     

清初武当山全真龙门派中兴初探

全真派自元初传入武当山,一直以五龙宫为传播中心,成为元代江南全真派最大的活动中心.入明以后,正一派在武当山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全真派道士多在僻静的观庵中修行.清初由于王常月、谭守诚两大全真龙门派高道在武当山玉虚宫开坛说戒,以白玄福、杨常炫为首的龙门派道士在武当山修行并兴办讲肆之所,广收徒众,太子坡、元和观相继被辟为十方丛林,全真派在武当山呈现出兴盛景象,其徒众不仅积极修复在战乱中遭到破坏的武当山宫观,而且以太子坡道观为重要基地,到各处传教,扩大了武当山道教的影响.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钟、谭"幽""寒"心境与"竟陵体"之形成

对“竟陵体”形成的原因,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救弊”说,一种是“得名”说。以上两说都有弊端。从“知人论世”之角度,通过对钟惺、谭元春成长环境、自身遭遇造成其“幽”“寒”心境的分析,探讨“竟陵体”形成的更深层的内在原因。     

略说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

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本是针对公安派末流之弊而发。但竟陵派讲为诗为文“期在必厚”,实际上是要“独抒”以“深幽孤峭”为宗、“以古人为归”的“性灵”。这就抽掉了公安派性灵说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去掉了公安派所说性灵包含的人性的宽泛性、鲜活性和世俗性。其说虽然自成一派,却未能尽祛公安末流之弊,反而从根本上替换了公安派性灵说的灵魂。     

清初扬州诗学思想略论

清初,扬州诗人孙枝蔚、汪懋麟、吴绮、吴嘉纪、冒襄、雷士俊等以其特有的人格精神和有力的诗学实践,构建了以学问为前提、以性情为根柢、以自具面目为旨归的诗学思想,在当时空疏不学、拟古而伪、尊唐黜宋的风气之下,独树一帜,卓荦不凡。     

清初扬州诗学思想略论

清初,扬州诗人孙枝蔚、汪懋麟、吴绮、吴嘉纪、冒襄、雷士俊等以其特有的人格精神和有力的诗学实践,构建了以学问为前提、以性情为根柢、以自具面目为旨归的诗学思想,在当时空疏不学、拟古而伪、尊唐黜宋的风气之下,独树一帜,卓荦不凡。     

中国古典诗学体派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我国古典诗学体派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魏晋南北朝为萌生期,唐代为成型期,宋元为展开期,明代为兴盛期,清代为深化期;其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寻源溯流性、分析比较性、反思导引性三个方面.     

论谭元春与复社的诗学关系及相互影响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相结合,两者在诗学上关系复杂;复社重经史、务有用、主雅正的主张对谭元春有潜在影响,谭元春主张深美、重实用之文;谭元春与复社均主张学古与真性情,复社提出君子的忠友孝悌之情,谭元春与之相近;谭元春等人的竟陵诗风对复社诗作的正反影响,表现为复社诸子的有意学习或避开;谭元春与江西复社人士的美学旨趣接近,其诗文中清远自得的风格与江西的文学传统与审美取向相一致。     

清初河朔庙堂诗人群体诗学思想述略

清初河朔地区的庙堂诗人,政治立场相同,宗法程朱的学术倾向亦较为接近,文字交往频繁,并且互相称誉品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域意识。他们论诗以颂美上政为旨归,大力扬扢雅颂之音,崇尚温柔敦厚,顺应了新朝文治的现实需要,也促进了"文治"的进一步繁荣。在清初唐宋诗之争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他们固守唐诗的典范地位,对宋诗不无指摘;既认肯明代七子的成就,又破除其狭隘的视野,扩大师法范围,进而倡扬以"性情"为根柢,力求自出机杼。河朔庙堂诗人群体在诗坛的号召力,并不亚于同时同地的遗民诗人,影响了清初诗学思想发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