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云》版本看沈从文文学思想的衍变

沈从文的重要散文《水云》主要有选集本和全集本两个版本。对两个版本进行比较,通过研究其文字校改所引起的文本效果的差异,尤其是通过研究那些几乎足以改变初刊本原貌的重要修改之处,可以从中发现沈从文文学思想和审美理想衍变的历史轨迹。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

苗族作家沈从文之所以能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人的哲学思索。他认为,人是由“兽性”和“神性”两方面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以这种“共通人性”作为创作的准则,创作出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 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文学作品。本文从“兽性”和“神性”两方面阐述了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分析了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内在因素。     

“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

沈从文关于“最后一个浪漫派”这一自白所蕴涵的生态意义、心态内涵以及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是建构“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框架的必要环节。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用形式表现意象：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追求

重新解读沈从文1940年代的主要代表性作品《看虹录》、《摘星录》、“七色魇”系列等，发现他1940年代的文学追求是用文字构图作曲，用文字保留生命中的永恒的线条、色块、旋律等等美感意象，最终达到“用意象构筑形式”的艺术目的。他所要诠释的是“爱”与“美”的永恒。他希望用永恒的“美”去创造理想的生活，以此保留永恒的生命形式。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突出的文学史的价值。     

试析儿童语言形成发展期的几种现象

儿童1~3 岁语言形成发展期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儿童语言学习的几种现象值得注意。尤其是儿童的“代词”和“地点”指示常出现大人认为的“错误”。现在,人们对儿童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错误”有不同的看法,这对了解语言习得是有益的。其实,学习者的错误是无所谓“错” ,也无所谓“对”的。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论沈从文“本真”生存与文艺创作的审美反思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为数不多、纯粹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其文艺创作以“本真的存在”为元话语，采用我思主体对本身的思考使其文艺作品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而他本人却始终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文艺作品具有社会性与作者本人站在社会对立面的悖论中，沈从文“本真”的生存方式消减了后者的独立存在，保留了前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反思性，捍卫着反思主体的独立存在，这正是反思主体“本真”的存在方式在文艺创作实践上和思维范式上的体现，也是沈从文文艺创作的膨胀力和张力所在。     

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沈从文小说创作论

沈从文以小学的资历只身闯入北京 ,凭着“乡下人”的执著 ,创造了文坛的一个神话 ,一段传奇。他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试图对政治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 ,却又对它欲说还休 ,关注现实又憧憬理想 ,表现出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沈从文本土化文学批评刍论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古代文学批评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而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尤其是他将中国文学批评整体性的特点出色地保存在其批评中,从总体上综合地把握批评对象,多着意于评论的开头对批评对象作整体审美把握与风格的整体勾勒,促成其批评具有整体性特征。沈从文这种整体性批评方式明显打上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烙印。     

小说之境文字之美——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作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沈从文的成就已经毋庸置疑,然而作为一名批评家,我们对他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本文认为,沈从文在文学批评过程中对于文字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关注,这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极为难得,就是时至今日也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份文字赏评的贡献迄今都还没有被批评界充分注意到。因此,本文就沈从文关于文字本身风格的体验、文字运用的技法特色、文字表现与创作得失等方面的论述展开分析,并对这种批评特色的形成原因加以剖析。     

沈从文创作的现实感新论

沈从文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较为特殊,在文学表现现实的具体运作上,采取一种超越与介入的双重态度,由此形成其独特的文学真实观,其创作中的现实感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但长期以来对沈从文创作的现实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沈从文创作的现实感要么被误读、被扭曲,要么被漠视、被遮蔽,较少关注现实感在沈从文创作中的独特表现形态及其意义,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也表明对沈从文创作的现实感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沈从文小说的主体特征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师。他经历了不屈的、传奇似的坎坷人生。他身在京城,心怀湘西,努力创作,大量作品盛名中外,是一位“文体作家”、“多产作家”。他的创作观念极富个性化:写作是战争,是生命的投资;写作要探索人类灵魂的美与爱,重新诠释人生。他界定了短篇小说的特征与创作方法,以及小说语言的特殊功能与要求。沈从文的小说富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沈从文文艺观中的反现代性倾向

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是现代人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表现美和爱的理想的执著 ,对以乡土和民族为核心的传统的回归 ,对和谐美的标准的坚守 ,是其反现代性的主要表现。     

沈从文创作初期的人类学诗学创作

创作初期,沈从文在湘西题材的创作中,用审美的方式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异质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空间,他这种异质的文化空间成为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堕落的反观之镜,这使得沈从文湘西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具有了极高的人类学价值,也使得他的湘西题材创作具有了鲜明的人类学诗学特征。沈从文湘西题材的文学创作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原始主义倾向,沈从文梦回湘西,营造了一个审美乌托邦世界,把湘西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沈从文的艺术审美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但此时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面临着困境,缘于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思考缺失历史理性。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从为湘西文化到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甚至是为人类整体文化而代言,创作思想着眼于关爱人类整体的命运,这种悲天悯人、大仁大爱的思想立足点,是沈从文的人类学诗学创作困境突破的根本途径。     

“湘西一种凄馨意，彩笔争如沈凤凰”——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凄馨而迷人,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湘西世界"的原型本身也很神奇.沈从文是湘西各族人民共同的伟大儿子,"湘西世界"是他的赤诚奉献,是"湘西文化"形象化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