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的态度考察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问题——答张光宇同志

自从拙文《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考察》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上发表以来,许多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著文、写信,或表赞同,或持异议,或提出疑义,使我们深受启发和教益。张光宇同志研究这一问题较早①,现在又写了《浅论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以下简称张文),全面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感到不无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现仅就张文提出的有关“交枪事件”性质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浅论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与刘继增等同志商榷

关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它是"公开的取消主义."①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它是"投降式的让步."②对此早已作过结论.但是,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三同志在《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考察》一文③(以下简称刘文)中却对此提出了新颖的见解,认为它是"必要的妥协,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不能简单地说它是投降主义,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对革命的背叛".     

浅论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与刘继增等同志商榷

关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它是“公开的取消主义。”①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它是“投降式的让步。”②对此早已作过结论。但是,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三同志在《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考察》一文③(以下简称刘文)中却对此提出了新颖的见解,认为它是“必要的妥协,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不能简单地说它是投降主义,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对革命的背叛”。     

武汉工人纠察队

武汉工人纠察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一支工人革命武装。那个时候,在武汉三镇的工厂、商店、码头和街道上,到处可以看到工人纠察队员执行任务。他们身穿兰卡布中山服,左臂佩带红袖章,腿缠绑带,帽子上面安着红帽花,中间有“工纠”二字,显得威武雄壮。武汉工人纠察队的英勇战斗,赢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赞扬,使阶级敌人闻风丧胆。     

历史唯物论还是上层建筑决定论?

读了洪远朋同志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吗?》,感到很有启发.洪远朋同志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指出了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确立、巩固和进一步发展,这些我都是赞同的.可是,洪远朋同志又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只有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论断","实际上是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是上层建筑的变革引起的",这就是"上层建筑决定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洪远朋同志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主要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工人合作工厂.这种"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中告诉我们:工人合作工厂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它对生产资料的     

关于鲍照诗的评价——与张志岳同志商榷

鲍照是我国南朝时期有成就并对后世有影响的诗人。对于他的家世和作品,古代文学研究者早有所探讨和评价。《文学评论》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发表的张志岳同志的《鲍照及其诗新探》(以下简称张文)一文,提出了新的看法,有些颇有见地,有些笔者还不能苟同。现就对鲍照诗作思想内容的理解和评价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与张同志商榷。张文把鲍照的诗按内容分为“有关怀才不遇的”、“有关边塞的”和“有关人民疾苦     

关于反映和选择的思考

《哲学研究》1986年第4期发表了王振武同志的《认识定义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对于深入地研究认识论无疑是有启发的.但我们觉得《新探》的基本论点又值得商榷.本文想就认识论的几个有关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新探》认为,“反映概念不能揭示人类认识的真实情况.因此必须用新的定义来代替     

浅论黑格尔的“否定理性”——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关于思维过程的阶段问题,是我国理论界正在研究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张传湘同志在《马克思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指明了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中作了有益的探讨,读来颇受启发.但对于其中的有些观点,尤其是涉及到黑格尔观点的部分论述,本人尚有一些不同看法,故撰此文,以就教于张传湘同志和理论界的其他同志.张文认为马克思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来源于黑格尔,而黑格尔的思想又是在康德关于思维过程区分为知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黑格尔究竟主张思维过程分为几个阶段?他是怎样在被康德割裂开来了的知性和理性之间找到一条山此达彼的桥梁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这一思想的革命性改造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张文的观点值得商榷.而这些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的所谓“否定理性”在思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一)正如张文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确说过:“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 (《小逻辑》 198O在版 第172页,以下不注书名者皆引自本书.)但是我     

关于调和平均数的性质——兼与周雄鹏同志商榷

关于调和平均数的性质,五十年代中期因陈正谟同志的文章引起了一场争论。最近又在《统计研究》(1986年第二期)上见到了两篇关于调和平均数的论文,上海财经大学周雄鹏同志的文章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无论对统计理论或实践都是有意义的。本着这个精神,本文就调和平均数的涵义、调和平均数与算术平均数的关系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就鲁迅小说《弟兄》与张永泉同志商榷

鲁迅小说《弟兄》和它前后的《伤逝》、《离婚》等篇一样,也是标志着《彷徨》的技巧越来越圆熟的成功之作。可是《弟兄》所得到的研究,评论,相对较少。一些论者对于《弟兄》主人公张沛君的评论,在我看来,也是不够公正的。其中以张永泉同志《撕下那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文(以下简称张文)较为典型。因此,本文拟就张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发表点不同看法,与张同志商榷,并就教于鲁研界的其他师长。     

“所”字小识

近读张觉同志《“恣君之所使之”中“所”字之我见》(下简称张文,刊《淮北煤师院学报》1991年第8期),颇受教益。张文分析了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观点:一是将“所”解释成“指示代词”,另一是将“所”解释成“疑问代词”,认为这两种看法“乃是一种误解”,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该句的“所”字应是语助词。我们觉得,张文对前二说的分析乃至结论都是正确的,但其新看法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语助词虽无实在的词汇意义,但必须有明确的语法作用。“恣君之所使之”中的“所”字到底起到什么样的语法作用,张文并没有明确交代。张文认为“恣君之所使之”的正确含义实为“恣君之     

“绝对理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非是互不可分的关系——与张传湘同志再商榷

张传湘同志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5期发表了《再论“绝对理念”并非时间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又一次强调了“绝对理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互不可分的观点,并回答了我们的质疑。为了澄清问题,我们再谈几点浅见,以就教于张传湘同志。 我们认为,黑格尔主观上是想建立一个“绝对理念”对客观事物逻辑上在先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对外部世界有两点优越:一是可以“独立自存”,二是现     

鲁迅的“国民性”概念有明确的阶级内容吗?

关于鲁迅早期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研究鲁迅五四时期小说创作,尤其是关干《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的重要问题.《〈阿Q正传〉与国民性》一文(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读了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愿意提出来讨论讨论.     

关于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与施德福、吴雄丞和马鼎璋、张维久等商榷

恩格斯同杜林哲学论战的实质是什么,这是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教学中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怎样评价杜林哲学的性质,怎样认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对杜林哲学批判的实质这样两个问题。前年,施德福、赵常林、余其铨同志的《杜林哲学体系剖析》(《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文,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马鼎璋、宋雅莼同志的《(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基本线索》(《吉林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今年,吴雄丞同志的《杜林哲学体系性质的探讨》和张维久、毋德印同志的《论杜林哲学的性质及恩格斯对杜林哲学批判的实质》(《吉林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两文,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继续和深入。就此机会,想谈谈个人看法,共同商榷。     

试论“现实中国处于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领导者》杂志在2010年第37期发表了姚监复同志《试谈"现实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一文,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提出了一些看法,以期引起学术界的讨论。     

《靖康稗史》编者是《水浒》作者吗?

编辑同志:从上一期《复旦学报》上,我们读到了黄霖同志的文章:《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兼析兴化、大丰"新发现"恰恰证明其地无施耐庵》.文章在断定《靖康稗史》的编者耐庵即《水浒》作者施耐庵之后,得出了施耐庵是宋末元初人,兴化、大丰新发现的材料恰恰证明其地无施耐庵等结论.这里姑且不论黄霖同志否定新发现的材料持论是否正确,仅就其断定《靖康稗史》编者耐庵即施耐庵的论据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第一,生活时代.黄霖同志说:"明代人有关施耐庵的最早记载,无一例外地称施耐     

从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正> 《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发表了孙祚民同志的《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一文,这是他六十年代初在《文汇报》发表关于民族历史研究方法论问题两篇文章的继续。在这些文章中,孙同志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我们是不敢苟同的。这里,仅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孙祚民同志。 (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     

怎么没有“共同美”?

读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今年第一期上发表的《"共同美"在哪里?》一文.我们想谈一些不同的意见,与陈东冠同志商榷.美的客观性和美感认识的规律性按照陈东冠同志的看法,人特有的"总是以理性为中介"的审美能力在人"意识到审美感受之前已经存在了",所以,作为观念形态的"美"的"概念"或"理性",是先于人的美感实践的.对此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在人的"最初的"审美感知的时候,这"概念"     

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问题——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为了解脱政治经济学教师讲解绝对贫穷化问题时的苦恼,蒋学模同志在《谈谈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问题》(复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的文章中,追根溯源,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出相对贫穷化和绝对贫穷化这两个范畴";列宁虽然谈到这两个范畴,但"在'绝对的恶化'的前面,加上了'有时是'这样的副词限制着,"就不是作为规律来看待的.言下之意,这一问题大可不必纠缠.无奈《资本论》上明明写着:"不管工人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对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一节中大量引用的工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目的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有的同志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的同志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等等,众说纷云。我们就《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与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论》研究目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