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国都重庆的文学想象:从“我城”到“他城”

1937年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想象进入国家象征符号的表意系统。战时重庆形象的变迁，是城之变与书写语境、评判立场之变相互作用的结果。全面抗战初期的重庆是众多青年争相奔赴的城市，神圣国都形象投射着民族国家抗战的激情。抗战后期，人与城的矛盾激化，重庆不再是“我们的城”，而是变成了“愁城”“恶城”。抗战结束之后，回望中所形成的重庆印象走向分化，城市的主体性质在革命话语中悄然转换。重庆形象从“我城”到“他城”再到“我城”或“他城”，不仅涉及城的问题，也涉及权力主体和意识形态的更新问题。     

看不见的城市：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

看得见的城市和看不见的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两个维度。作为城市的精神内核，看不见的城市还有待挖掘。城市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可以成为研究看不见的城市的三个维度。作为战时国都，重庆不仅应该有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更应该生成完整的都城文化。但由于都城文化认同感的匮乏，以及社会秩序尚不稳固，重庆的都城文化始终处于未发育成熟的状态。因此，战时重庆是一个灰色的社会空间，其中充满了中间性。通过挖掘文学想象所包含的心理和精神维度，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将展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     

看不见的城市：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

看得见的城市和看不见的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两个维度。作为城市的精神内核，看不见的城市还有待挖掘。城市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可以成为研究看不见的城市的三个维度。作为战时国都，重庆不仅应该有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更应该生成完整的都城文化。但由于都城文化认同感的匮乏，以及社会秩序尚不稳固，重庆的都城文化始终处于未发育成熟的状态。因此，战时重庆是一个灰色的社会空间，其中充满了中间性。通过挖掘文学想象所包含的心理和精神维度，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将展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     

抗战期间《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探析

抗战期间，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和中国的战时首都，遭到了日军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这一期间，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通过其派往重庆特约记者以及援引其他西方驻重庆媒体的报道等多种形式，真实记录了日军集中轰炸中国平民和民用设施、蓄意轰炸西方国家外事机构和人员，以及重庆民众英勇反轰炸斗争的主要历史过程。这些报道不仅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见证了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之暴行，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而且以媒体传播者的角色宣传了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军民抗战形象，建构出一种谴责日军残暴、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导向。
     

抗战时期重庆工业发展刍论

重庆,是当今我国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和商品贸易基地。在重庆经济中心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抗战八年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爆发和影响,重庆不仅在政治地位、文化事业诸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战争期间,大批工矿企业的内迁与新建工厂的频兴,使得重庆工业在战时短短的七、八年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史进程,重庆城本身也由偏处西陲的一座工商小埠而发展成为我国战时的“工业之家”,从而成为支持长久抗战的主要物资供应地,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如此,战时重庆工业的发展,也牢牢地奠定了今天重庆工业基地的基础,     

抗战时期川江绞滩行业发展的历史追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国西迁及其导致的大批人、财、物的聚集与流动,使重庆一时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显示出川江航道作为中国抗战后方交通枢纽和门户的战略作用与地位。对伴随着三峡工程建设迅速淡出历史舞台的川江绞滩行业发展状况进行整理与发掘,可以客观揭示抗战期间大后方精英云集、同仇敌忾、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记忆;分析川江绞滩行业保障抗战大后方航运畅通的历史贡献,有利于丰富抗战后方的历史文化研究。     

论郁达夫的抗战思想对东南亚文学的影响——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

郁达夫的抗战思想对战时东南亚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抗战思想从题材方面引导东南亚作家利用自己的优势揭示侵略者的罪行;在文体方面倡导通过大众文化——诗歌和戏剧,激发大众的抗战热情;在语言方面倡导使用白话文,充分调动各个阶层的抗战动力。这大大激发了战时东南亚国家同胞的爱国之情,从文学方面为抗战奉献一己之力。     

论抗战时期重庆反空袭斗争的地位和作用

论抗战时期重庆反空袭斗争的地位和作用杨光彦，潘洵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国正面战场抗战的司令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结合地。由于重庆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丧心病狂连续数年的狂轰滥炸。但是，血腥的空袭没有...     

抗战语境中的儿童书写——析萧红在重庆创作的三篇儿童题材短篇小说

抗战时期,萧红在陪都重庆创作了《孩子的讲演》《莲花池》和《山下》三篇儿童题材短篇小说。这三篇小说不仅在小说背景中展现了不同的区域性抗战语境,还巧妙地投入属于萧红个人特色的儿童书写。虽然较萧红其他小说作品来说不足甚多,但其中所蕴含的抗战语境与儿童话语,不仅体现了萧红以笔作为武器参与抗战生活的文学目的,也给重庆的抗战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源。以这三篇小说作为文本基础,从抗战背景与儿童书写的写作缘起、不同区域中战时儿童形象的塑造、个人经验与时代环境的汇聚与融合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历史语境、表现形式及艺术特征

抗战爆发后,内迁到重庆的广大艺术院校师生和美术工作者创作了大量抗战主题宣传画,主要包括简易直白的木刻版画、幽默机智的漫画,这些作品以选题的战时性、艺术语言的战斗性和作品刊发传播的战地性展现出直观夸张的表现力、生动通俗的叙事性和对妇女儿童等全民抗战的感召力,成为揭示日军暴行、鼓舞民众团结抗战、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思想武器。通过战时重庆宣传画研究可直观地感受到战时的美术工作者等艺术界人士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深厚的民族大义,及其执着的艺术精神。     

文化外交：胡适使美抗战宣传

1938年至1942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以学者身份出任驻美大使,开展战时外交。与职业外交家不同,胡适凭借自己的人格、声望、信誉,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任上在全美各地向不同阶层的美国公众宣传抗战,发表大量演讲,且常从文化路径切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力图使美国公众同情、了解并最终支持中国抗战。研究胡适驻美任上抗战宣传,对于进一步认识胡适思想、理清国民政府战时中美关系和开展跨文化交流,颇有助益。     

争取独立：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外汇市场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外贸发展,外汇交易银行增加与侨汇涌入,重庆外汇市场快速成长。但在上海外汇市场的影响下,该市场出现明显波动。上海与香港外汇黑市消失后,重庆外汇市场一度短暂平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官方的外汇市场保持平稳,但在大后方通货膨胀日益加深的影响下,外汇黑市再次出现,并持续到抗战结束。从整体上看,重庆外汇市场在1941年12月前后的发展轨迹有所不同,这表现出战时重庆外汇市场地位的变化。     

抗战时期重庆反法西斯音乐的创作、会演及对外交流

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文化阵地，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在重庆持续繁荣。与此同时，大批音乐家和音乐团体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举办音乐会演、开展通信联络、译介反法西斯音乐、在国外传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开展对外交流。战时重庆音乐界的对外交流促进了抗战救亡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宣传中国抗战精神，争取国际支持。
     

俄苏音乐文化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传播(1937-1945)——以报刊为中心

俄苏音乐文化的传播,对中国革命歌曲的创作以及中国抗战音乐的发展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本文聚焦抗战时期重庆主要刊物,搜集、甄别、整理战时首都重庆俄苏音乐文化传播的相关文献资料,探查俄苏音乐文化传播在战时首都的关注重点和主要特点,探讨俄苏音乐文化传播对战时首都重庆抗战音乐发展的影响及历史意义,从而确立俄苏音乐文化在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传播状况的总体认识。     

生存困境中的坚守与幽默——论老舍抗战时期系列散文《多鼠斋杂谈》

抗战后期,老舍在重庆北碚以幽默的笔调创作的系列散文《多鼠斋杂谈》,既是作家的战争体验与战时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又是与抗战有关的、真实流畅的优秀抗战文学作品。它艺术地体现了老舍作为一位正直而爱国的作家、＂文协＂的领导人在艰难抗战岁月里达观坚韧的人生态度与高尚的精神人格。     

一体多面、冷热相殊与记忆交缠——论战时中国文人的清明节书写

清明节是抗战时期中国文人倾力描摹的传统节日。抗战时期,清明节既成为提示、凸显和强化中国文人国族伤痛的时节,同时,清明时节的“不‘清’不‘明’”现象,还被作家当成审视现实、批判现实的有力手段。与现实中黯淡的清明节景象有别,战时中国文人在回忆性文字中倾情捕捉和渲染着往昔清明节的风景之美和风俗之美。记忆中光鲜亮丽的清明节是当下战争灾害和生存苦痛刺激人们怀想出来的浪漫化形象,是战时中国文人一种独特的身份维系之举。在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曾将清明节改造成民族扫墓节,政府的热烈提倡在作家文人那里却反响冷淡,甚至成为战时作家讥刺、批判的对象。政府官方和作家文人对民族扫墓节的不同态度,是不同社会记忆机制的表征。归根结蒂,一体多面、冷热相殊和记忆交缠,便是战时中国文人清明节书写的意涵所在。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对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城市外来者:农家女身体书写与文化表征

上世纪90年代以降,文学在性别取向的农民工进城叙事中,出现了显著的农家女进城的身体叙事现象.基于城乡分治与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文学经由衣家女身体意象所荷载的文化症候的书写,其生存地位与文化身份、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性别差异与男权话语的矛盾冲突,表征的是城乡有别的文化身份、生存地位、文化根植、家园意识等主题.     

鱼尾狮神话:新加坡后殖民诗歌典范

新加坡华文与英文诗人、作家在其作品中建构了鱼尾狮(merlion)神话--新加坡的原创神话.作者在作品中以不同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与欲望认同建构其神话时,赋予不相似的文化符号.书写神话,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想象的,都是民族身份的认同的投影、国民性或社会形态的意象.而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作家书写的新加坡的鱼尾狮,都说明某些东西如何形成和存在,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创造国族的认同身份.     

西方科幻技术想象图谱——从机器拜物教到后人类情动

人与技术的关系是西方科幻小说中的关键性问题。随着技术精英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的形成，坎贝尔式科幻奠定了技术在科幻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地位，技术成为人身体和意志的双重扩张。而当技术崇拜走向极端，后工业时代的技术想象逐渐嬗变为一种规训社会的恐怖性图景，科幻作家通过隐喻性书写对此展开了强烈而富有深度的反思与批判，也开启了逆转人与技术主客定式的后人类思考，为镜鉴当前和想象未来提供了一幅新的超越性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