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能使我们幸福吗

自收入幸福悖论被提出以来,大量文献探究了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常忽略消费。本文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致力于研究消费及其分类消费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对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消费对幸福感的影响比收入小;消费对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些差异,收入越低、受教育程度越低、经济社会阶层越低,消费对幸福感的影响越大;分类消费中服装、交通通讯、耐用消费品、文化休闲娱乐、人情送礼等支出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逐步提升人民消费水平和幸福感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     

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家庭经济活动

当今世界,国外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将对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测算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和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作用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消费水平群体的家庭耐用品消费均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中等消费水平群体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在外向型产业占比更大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和消费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大。而拥有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是缓解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经济活动负面影响的重要调节方式。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家庭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增加持有无风险资产。     

男性与女性,谁更幸福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等微观调查数据库,运用回归分析及差异分解的方法,本文首次研究了我国性别幸福感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我国女性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并且差异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年龄、健康、受教育程度、就业、收入、婚姻等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而是由于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这个结论对于不同年份、不同群体、不同数据库均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性别的歧视产生的社会压力可能对我国性别幸福感差异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男性较低的幸福感来源于社会对于男性较高的期望,而更深层次的是对于女性的歧视.在我国,男性有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就业率和收入.这种男性占有优势的不平等,反而使男性产生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这种“悖论”值得大家深思.     

四川房地产价格涨势分析

四川青年对人生最大幸福的主流观点是建立美满和谐的家庭、为社会做贡献、事业成功。随着收入的提高,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为社会做贡献、建立美满和谐的家庭、事业成功、受人尊敬的比例在提高。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

文章依据北京市居民幸福指数调查的问卷数据,根据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相关理论选取变量指标,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主观幸福感的形成因素及其变动情况。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主要受到六个生活评价指标的影响,并且发现物质条件状况满意度的评价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基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为探索主观幸福感的形成因素提供一种研究方法,并且为进一步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理论基础。     

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ASSO的筛选方法

国民幸福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借鉴已有研究文献的幸福指数量表,本文构建一套适合于测度中国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为了有效地选择重要变量和消除估计偏差,本文采用新近发展的重要统计方法LASSO筛选法,先从6个个人特征变量和40个维度变量中筛选重要变量,然后再进行回归系数估计与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表明：①性别、婚否和学历水平3个个人特征变量对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②9个维度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家庭生活满意度、自我价值评价、社会福利保障满意度和生活方式健康度评价对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分男女、城乡、南北三个组别进行考察。最后,提出旨在提高国民幸福感的政策举措。     

教育发展水平与机会公平性省际差异研究

通过分析各省市教育发展水平和机会公平性,评估了各地区教育发展状况。研究发现:其一,教育发展水平与机会公平性存在负向关系,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伴随着严重的教育机会不公平;其二,家庭背景导致教育机会不公平最为严重,户籍因素次之,而性别差异作用微弱,其中家庭背景因素主要通过父母文化资本影响子女受教育年限,从而对教育机会不公平构成影响;其三,教育机会不公平因地区而异,一些省市教育机会不公平是由于家庭背景、户籍类型和性别因素的分布差异所致,另一些省市由于这些因素对个体受教育年限影响程度不同,从而导致教育机会不公平。     

城乡养老保险统筹的农村家庭消费效应测度研究

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是缩小城乡养老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其有利于改进农村家庭福利水平,进而会对家庭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两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研讨了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总量上看,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使农村家庭总消费增加10.6%;从消费结构上看,农村家庭发展型消费提升24.8%,家庭教育消费、住房消费、衣物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也显著增长,这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显著优化了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增进了农村家庭福利。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消费的积极影响在东北部、东部、中部地区较为明显,西部农村家庭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城乡养老保险统筹的过程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第三,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可能通过缓解农村家庭的预算约束以及降低预防性储蓄两条途径提高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动养老保险改革,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提供参考。政府应继续以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作为新时期养老保险改革的重点,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城乡养老保险的支付水平和支付结构。同时,养老保险统筹要进一步考虑区域发展差异,做到因地制宜,通过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使得农村家庭在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消费问题解决之后向更高层次的消费水平迈进,从本质上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城镇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但其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还是很低。为实现“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本文对城镇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收入——财产（生活型和投资型）——财产性收入三者相联关系的观点,分析近几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和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和值得关注问题,并发现财产性收入增长受家庭财产、居民个人因素、经济发展、制度安排和投资市场的影响,最后有针对性提出增加城镇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建议。     

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工作-家庭增益影响的研究

文章基于北京、天津、云南、广西、黑龙江、江西、甘肃、浙江、福建等省份的多个城市72家企业的527份有效问卷对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工作对家庭增益和家庭对工作增益两个增益方向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选定工作投入为中介变量,选定自我效能感为调节变量.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应用AMOS软件分别对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工作对家庭增益的直接影响效应,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家庭对工作增益的直接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     

环境“二维化”视角下的居民幸福感量化研究：来自中国CGSS数据的新证据

幸福不仅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更是人们生活追求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创新性地从环境“二维化”这一研究视角,将环境因素划分为两个维度,即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与居民主观的环境行为,采用优化的两阶段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沿着“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居民幸福感”和“居民幸福感——居民主观的环境行为”两条研究思路展开实证分析,在实证过程中引入控制变量及工具变量,同时对经济因素及地区因素可能导致的组群差异进行考量和比较。结果显示,无论是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还是居民幸福感对居民环境行为,其影响均是显著的,且具有异质性;环境污染通过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而居民环境行为则因个体收入和居民幸福感程度的不同产生差异。本文对环境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分析,为政府出台环境政策的制定、提升居民幸福感及居民环境行为贡献度奠定理论基础。     

用总台指标测量工作幸福指数初探

文章将员工对工作幸福的感知进行了量化,使员工个人可以明确地认知其工作幸福的程度,也可以使工作幸福感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文章首先介绍了工作幸福指数的概念,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时目前衡量企业发展的"唯利润论"的弊端进行了分析;然后对现行的工作幸福指数测量方法进行了简单的评价.文章的核心在于提出了总合工作幸福指数的测量方法及应用方法,并点明了工作幸福的重要性及增强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方法.     

贫困代际传递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鉴于贫困代际传递存在的事实,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结合有序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贫困代际传递居民幸福感的Likert值低于非贫困居民,贫困代际传递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贫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贫困代际传递可以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公平、阶层流动机会和社会信任的感知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也会通过影响情绪,进一步调节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     

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心理途径：自我认同的例子

本文使用2010年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作为重要心理特质的自我认同对女性家庭地位的影响。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在按照民族、城乡和地区划分的分样本中,有序Log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自我认同对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分别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条件混合过程处理自我认同的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结果也显示自我认同增强了女性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少有的从自我认同角度解释女性家庭地位的文章。本文将女性非认知能力纳入到家庭行为的新尝试为整个经济学科的交叉研究开启了新思路,为女性一直追求的性别平等和个人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另一方面,本文关于女性家庭地位与自我认同的实证结论,能够扩展延伸到其他与中国文化背景相似的地方,从而能为那些“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重要政策启示。总体而言,本文为行为经济学领域增加了新发现,为自我认同对女性家庭地位的因果关系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北京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与分析

为反映北京居民幸福水平,本文在对北京1700多常住居民调查的基础上,编制了居民幸福指数。并引入隐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利用ML方法找出影响北京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基于政策效应的民众幸福感测量研究

 本文对幸福概念做了操作性界定,并引入行为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提出了若干基于政策效应的幸福测量指标,并设计了民众幸福感测量框架（问卷）。     

中国转型期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人均收入在巨幅增加的同时,人们的幸福程度究竟有着怎样的变化？本文在回顾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利用世界价值观幸福数据库和其他幸福调查,对中国1990-2006年转型期间内幸福感的状况及其变化做了定量分析,发现1995年、2001年及2006年收入与幸福呈正向关系,而1990年的数据则表明收入与幸福呈负向关系。这种异常现象的根源在于收入尽管是幸福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并非唯一。因此,提高国民幸福程度不仅仅只关注收入的增长,还必须考虑其他多种因素。     

由幸福感想到的统计综合评价问题

在当今的人类文明时期,幸福和福利是人们的主要追求目标。而人们对幸福感的评价却有着很多种方法,如：不丹模式的GNH指标是由持续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政府善治四大支柱组成;罗伯特.巴罗（1996）提出了幸福函数;     

休闲模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及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年）》中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样本，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实证分析了老年人休闲时间配置模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休闲时间配置模式可以分为一般休闲型、自我休闲型、家庭友好型和运动时尚型4种类型。其中，运动时尚型和自我休闲型休闲模式可以显著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家庭友好型和一般休闲型休闲模式并未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在克服了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运动时尚型休闲模式可以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而促进个体主观幸福感提升。此外，还对不同性别、居住地、收入与婚姻状态的群体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余姚市民幸福感民意调查分析

2011年余姚在全国统计科研领域率先启动了GNH科学设计评价和调查方法探索,初步建立全国首个县级市市民幸福总值核算体系.本文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对余姚市民幸福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结果认为该体系能较为有效地分析民众幸福感,可以为幸福感调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