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吗?

本文在测度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剖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中间品进口依赖的作用机制及其作用渠道,并进一步分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量增和质增的作用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一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一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中均稳健成立,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高技术中间品先发企业成为制衡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还容易导致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后发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被俘获者和尾随者;二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通过抑制制造业的资本积累和科研人员规模扩大来加剧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远高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这使得中国承受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压力可能远高于其他国家;三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是经济量增和质增的重要推动力量,促进经济量增和质增战略与降低中间品进口依赖战略之间存在潜在冲突,这一潜在冲突也证实了中国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技术性贸易壁垒、中间品进口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来自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微观证据

我国对加工贸易进口豁免关税而不豁免非关税壁垒。在国际产业分工深度调整和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促使中间品进出口往来大量增加,中间品进口遭遇的非关税壁垒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增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主要分布于纺织服装、化纤制造、机械、机电与通信设备制造等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并且不同产品间遭遇的TBT差异程度较大。通过交互匹配我国TBT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进口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间品进口遭遇的TBT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设置的TBT通过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扩大进口规模和来源地结构效应显著促进本土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并且对大型企业、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型、低污染以及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促进效应更大,此外该促进效应随着企业从事来料加工贸易份额减少而逐渐增强。本文补充了进口贸易政策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绩效的经验证据。     

进口投入品与中国企业的就业变动

基于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统计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进口贸易的基本情况,并实证分析了进口投入品对中国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贸易企业、纯出口企业和纯进口企业相比,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的就业规模最大、就业增长最快、就业创造最多、就业破坏最少,就业增长稳定性也最好;进口强度、进口产品数、来自低收入国家进口、资本品进口、异质产品进口对企业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对企业就业增长效果更为显著;进口投入品仅对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就业增长影响显著,而对纯进口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今后,我国扩大进口贸易的相关政策应该进一步的战略性细化,针对不同类型商品进口、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制定有差异的政策,并高度重视有出口行为的进口企业在就业方面的贡献。     

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文从中国经济特有优势出发,系统梳理和归纳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并利用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份（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预期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显著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行业及区域差异性。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为突出。内陆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系数显著为正,而沿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正向影响效应不显著。市场一体化除了直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发挥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需求驱动效应、制度改进效应等机制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其中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最为有效。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贸易强国目标和经济转型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进口自由化、网络位置与加成率——基于上下游行业关联视角

进口自由化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从行业关联视角入手,发现上游进口自由化通过中间品采购成本与产品质量两方面作用于企业加成率,且作用效果随下游行业网络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投入产出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研究给出了上游进口自由化、网络位置和加成率的衡量指标与测算方法,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倾向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游进口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下游企业加成率,且提升效果在网络位置优越的下游行业中更为明显,这些结论对深化进口自由化改革、实施差异化行业管理措施提供了启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7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给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商品出口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出口,但促进作用在异质性视角下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①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间品和消费品出口,对资本品出口的影响不确定;②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强于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出口的促进作用;③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间品和消费品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资本品出口的影响不确定,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间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的影响均不确定;④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影响不确定;⑤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抑制了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转移与企业出口附加值率攀升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持续攀升,伴随其上升的是用工成本的明显提高和加工贸易占比的显著下降,中国DVAR的提升究竟源于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国内中间品对国外中间品的替代,即“主动”的提升？还是成本上升引致加工贸易不断退出市场的一个客观结果,即“被动”的提升？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DVAR,从加工贸易退出的角度刻画了企业DVAR的动态演进过程,并进一步考察了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加工贸易与企业出口DVAR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中国企业DVAR的攀升,这一结果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中均是高度稳健的。最低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DVAR的促进作用通过引致加工贸易退出这一机制来实现。拓展性的研究还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相对密集企业DVAR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我们的发现意味着,中国DVAR的上升至少部分是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结果,鼓励进口,同时促进国内中间品质量提升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政策方向。     

对外贸易与国内收入差距：基于全球125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全球125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分所有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亚洲发展中国家四个层面,实证分析了进出口贸易对世界各国以及不同类型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作用以及在影响收入差距所有因素中的地位。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所有国家来说,进口和出口对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影响系数较小且不显著,金融发展程度因素和高等教育因素是影响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2）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进口和出口因素是影响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进口因素和出口因素的影响系数比较大且都比较显著,进口增加有利于扩大收入差距,出口增加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经济自由度也是影响发达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3）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口和出口因素对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较小且都不显著,只有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和基础教育因素具有显著性。（4）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出口贸易因素是影响亚洲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进口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出口扩大了收入差距,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考察结果相比,进出口贸易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更大,且更加显著。     

研发效率、要素禀赋及国际贸易与技术偏向程度

本文从产品质量提高型创新的视角构建了技术偏向程度的数理模型,并逐个将中间品贸易、创新产品贸易和技术溢出分别纳入模型以分析各自对技术偏向程度的影响.然后,基于理论框架构建了分析技术偏向程度的计量模型,使用1990-2010年我国工业的数据进行估计和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价格对技术偏向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要素禀赋影响显著,进口与出口影响显著且创新产品贸易的作用占主导地位,但远不及要素禀赋的影响大.总的来看,国内因素仍然对我国工业技术偏向程度起着决定作用.     

比较优势分工视角下区域间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评估

既有研究注意到了碳转移，但未能充分关注区域间贸易是否具有碳减排作用。基于比较优势分工视角构建了区域间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性核算框架，借助MRIO、贸易情景假设及SDA分析法，利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估计了区域间贸易通过不同机制对全国及各省份碳排放的影响，并对贸易类型进行了区分。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区域间贸易大幅降低了中国碳排放总量，多数省份实现了碳减排，符合比较优势原理推论。第二，区域间贸易通过碳替代和碳转移两种机制影响地区碳排放，碳替代机制发挥了碳减排主要作用，碳转移机制增排和减排的影响相当。第三，从贸易类型看，中间品和最终品两类贸易都产生了积极减排贡献，中间品贸易的碳减排贡献较大。第四，从变化趋势看，中间品贸易结构低碳化发展已成为驱动全国及各省份碳减排的重要因素，而最终品贸易结构未呈现出低碳化趋势。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期望为推动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结合投入产出表,在考虑到加工贸易后,构建并测算了1992-201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品的复合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及国内技术含量的贡献指数;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总体上呈现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而国内技术含量贡献指数总体上趋于下降。(2) 对于复合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而言,其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即国内技术贡献度普遍较低。（3）FDI对于复合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进口贸易则显著为负;资本在长期内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和研发有助于促进行业FDI的技术外溢。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降低了全球技术溢出强度:基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对比分析

本文采用20个国家及地区细分类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边数据,对比研究不同贸易类型技术溢出对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出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降低技术溢出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一方面,货物及服务进口贸易引致的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母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服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为0.0432,比货物进口贸易高77.8%,且两者作用强度经检验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技术溢出更为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后发现,各类贸易溢出仍能显著促进进口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技术溢出作用的强度,服务进口的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所受影响比货物进口高95.5%。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适当对进口贸易结构进行纠偏,挑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出口伙伴国是强化我国进口技术溢出吸收的关键。     

出口边际网络特征及国家二元身份匹配适度区间研究

基于1995-2013年BACI数据库HS-6分位5017种产品218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大样本数据,构建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网络,从“关联”的角度考察国家在整个出口边际网络中的身份和地位,并探讨国家在二元网络中身份匹配的适度区间。研究结果表明：扩展边际网络存在“轴心-辐条”的格局特征,而集约边际网络的结构分布比较均衡,中国在扩展边际网络中处于“桥梁”和“枢纽”地位,但出口和进口对象还需进一步多元化。一国应实现与其出口广度相匹配、适度的出口强度。尽管中国出口的产品-国家组合已比较广泛,但在纺织服装和鞋类产品、其他低技术产品、加工产品、工程产品、电力设备这些产品出口集中程度仍超出适度的范围。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

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从经济合作走向泛经济发展：大国外交转型中的双边贸易模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近年中国外交理念探索性的新尝试。本文对外交部官方辞令进行提炼，构建出衡量中国与贸易各国外交亲疏的时变等级指数，并从外交建立渊源、外交维系过程两个维度论证其有效性。基于一个包含外交因素的贸易引力模型，本文提出了“外交—贸易”驱动假说，继而利用1992-2013年中国与166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为这一假说提供系统性的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外交关系每提升一个等级，中国对他国商品的开放程度能显著提高23%；即使考察了外交内生问题、模型时点转变以及指标更替等多个方面，仍能够证实假说成立，确保了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外交驱动作用不仅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传导模式，而且存在显著的“强国”与“弱国”结构突变机制，即弱国外交以发展经济为主、强国外交重视泛经济层面的转型调整。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总体国际关系趋好的大形势下，中国的外交力量呈现“从经济转向泛经济合作”的大国格局。     

基于IO-SDA模型的浙江省外贸隐含碳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对浙江省2002—2009年外贸过程中的含碳量进行了测量,并分解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此期间进出口内涵碳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CO2贸易条件整体尚佳但趋势不容乐观;贸易规模效应在所有影响因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也是2009年排放量出现下降的原因;能源效率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含碳量的增加;出口结构效应与进口结构效应存在较大不同;而中间投入效应与单位能源碳排放效应的影响值都非常小。     

中国短期资本外流规模再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比较资本外流的三种核算口径，本文将间接法与权益差额调整法相结合，对我国1982-2016年资本外流的规模进行估计。结果显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资本外流规模逐年增加且近年呈增速递增趋势。通过构建非限制性VAR模型，本文进一步对导致资本外流的结构性与周期性“推动”及“拉动”因素进行分析，经验结果显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2013年美联储货币周期转向以前，导致我国资本外流的主要因素为人民币贬值预期与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等国内“推动”因素。2014年以来，我国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主要受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以及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国内外“拉动”与“推动”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外部“拉动”因素是主要诱因。在资本加速流出背景下，我国金融开放步伐应渐进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