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新时期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文章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期贫困表现的新特征,制定了考虑家庭规模影响的“小康贫困线”及“三保障”评估的临界值,以识别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基于江西省624户农村样本,构建了包含收入标准、三保障标准、食物营养结构、社会关系、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的识别体系,对样本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结果表明：大多数家庭都是一维贫困,其中,劳动力、收入、精神状况维度贫困发生率较高;建档立卡农户贫困贡献率高于非建档立卡农户;维度分解结果表明,收入、劳动力、健康和教育四个维度的贡献显著。     

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

 在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理论的逻辑归纳与阐述基础上,利用辽宁省重点贫困县调查样本数据,采用聚类分析、脆弱度分析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方法实际测度了贫困县贫困状态的分布情况和脆弱程度;从贫困动态的角度,对贫困户1997～2006年间的贫困发生频次、深度及持续时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贫困县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受多重致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分布特征;贫困动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贫困脆弱度的结果;贫困时段分析与以往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呈现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二者“并重”的特征,而非“单一分布”的“偏态”, 真正有效率的扶贫救济制度应当准确地锁定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上,政策相应地要具有差异性和弹性,这样才有可能快速及时的解决攻坚阶段的贫困问题。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农村多维减贫

文章运用我国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指数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并且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的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减贫,而且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减缓其他地区的农村收入、教育和医疗贫困,其中,对农村收入贫困减缓两种效应均最大。因此,应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交通网络的空间布局,发挥好交通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以促进农村多维减贫。     

基于比例风险模型的更换因素对间隔更换时间的影响研究

研究间隔购买时间有助于把握消费者的消费特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研究日常消费品间隔购买时间的文献较多,而研究耐用品的却比较少。文章基于调查得到的消费者手机更换因素及更换时间数据。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从整体上并分男女两组分别研究了消费者手机更换因素对间隔购买时间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研究表明,间隔更换时间受到质量、功能、款式和促销的影响,其影响程度依次为质量、功能、促销、款式,并且功能、促销、款式对男女更换手机影响程度有差异。此外还讨论了缩短间隔更换时间的方法。研究结果对手机制造商及销售商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贫困减少动态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国1980～2005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VAR模型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贫困减少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从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是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也加剧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从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减少贫困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政府利用财政支农作为减少农村贫困的手段,一方面,应继续执行稳健的财政支农政策;另一方面,建立一套综合测量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减贫政策目标体系,力争在减贫目标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农村贫困、收入不平等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计算中国省际层面2000—2012年城镇化率、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基尼系数,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不平等和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贫困发生率随着城镇化率提高而下降,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降低2.87%;农村收入不平等随城镇化水平提高呈弱倒U型变化。同时,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呈现不同趋势。在未来城镇化战略中,实施农村减贫政策时应兼顾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     

中国城镇住户相对贫困的测度与分析——基于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视角

文章选取2000—2019年城镇住户收入分组数据,测度与分析中国城镇住户相对贫困的程度,估计相对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相对贫困弹性,构建相对贫困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相对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城镇住户的相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相对贫困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旨在减少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比提高平均收入的政策能更有效地治理相对贫困;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富分配极不平等时,增加收入或改善财富分配都对城镇住户减贫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外汇储备汇率风险动态研究

本文利用DCC-MGARCH模型结合风险价值VaR和条件风险价值CVaR描述了次贷危机前后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发现在次贷危机后,VaR和CVaR均大幅增加,且CVaR作为风险衡量工具更加谨慎,同时得出:提高美元比重,可以降低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欧元、日元、英镑出现剧烈波动是次贷危机以后外汇储备汇率风险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定价研究 ——来自北京、吉林、内蒙古和山东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北京、吉林、内蒙古和山东的交强险保单信息,研究我国交强险定价问题。研究发现：在费率水平方面,我国交强险定价除出租租赁和公路客运车型以外,总体上偏高;在作用机制方面,原有费率因子在影响交强险保费方面是显著的,但原理不尽相同;在费率结构方面,现有费率结构对于低风险的被保险人而言是不公平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建议监管当局和保险公司应与被保险人沟通,探索交强险的进一步改革,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中国城乡多维贫困的测度及比较

传统的仅用收入或消费来衡量贫困的方法只能提供单一的信息,从多维角度则能够较全面地认识贫困。本文利用CHNS数据库中2000年和2009年数据,借鉴了多维贫困指数的构造及分解方法,对近十年来中国城乡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分解及分析,认为总体上城乡贫困程度均有所减轻,农村贫困严重于城市,应重视医疗健康保险、卫生设施、城市住房、做饭燃料等维度上的贫困,同时降低中西部省份的贫困。     

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研究

 基于CHNS的八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本文使用贫困发生率和平方缺口指数对农村贫困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把贫困变动分解为长期贫困效应、脱贫效应和返贫效应。实证结论表明,虽然长期贫困发生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是近期长期贫困的平方缺口指数表现出一定程度上升;脱贫效应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因素,返贫效应则是加剧贫困的诱因。此外,匿名性与非匿名性的增长率显示,匿名性低估了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从而高估了实际贫困。     

中国农村居民的健康动态研究

 利用四轮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构成的面板数据（1997-2006）,本文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健康动态决定过程及健康持续性。我们使用动态随机效应probit模型控制了个体的不可观测异质性。同时,为了避免状态依赖效应的估计偏差,本文分别采纳了Heckman(1981)和Wooldridge(2005)提出的估计方法来处理“初始条件问题”。结论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状态依赖效应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影响;此外,那些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弱势群体陷入持续性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农村居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FGT贫困指数的分解新方法

在我国即将完成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性在居民减贫并防返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法将收入分布变迁分解为均值、方差以及残差三种变化,进而将其引入贫困分解中,对我国农村及区域贫困进行分解。研究表明,引入收入分布变迁贫困分解结果具有稳健性,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与离散效应存在非对称性,提高收入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贫困加深效应,而异质效应和离散效应间存在对称性,居民异质性在减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从区域视角看,东部区域异质效应减贫效果明显高于增长效应;中部区域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均具有显著减贫效果;而西南区域增长效应的减贫效果最显著。     

中国地区收入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联合动态性研究

本文分析了社会福利的两个主要因素—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在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马尔科夫链分析了收入-二氧化碳排放的联合状态转移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高收入对应着高排放。低收入水平地区倾向于通过增加排放来带动经济发展。目前,高收入-高排放处于稳定状态,但从长期看,该状态的地区比重很小。我国没有进入低收入-高排放的收入环境陷阱。     

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结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农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本文基于1989-2011年CHNS提供的西部省区调查数据,研究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运用收入转换矩阵及结构指标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动态演进轨迹,结果表明贫富阶层僵化现象严重,中间阶层趋于脆弱化。用多分类逻辑模型揭示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职业特征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显著。从制度和体制上改善西部农村收入流动性结构确实已刻不容缓。     

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动因及其对策

摘　　要:西部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是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推-拉”因素的分析,探讨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并根据重庆市实地凋研数据资料,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利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及利农政策对回流发生的影响大小。最后,提出现阶段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我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持久收入比研究

房价收入比是反映居民购房可支付能力的重要指标。为了更真实准确反映我国居民长期承受的购房负担,本文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数据,建立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出持久收入意义下的房价收入比,通过情景分析确定其合理上限,并分析主要特征。研究表明：①我国房价-持久收入比的合理上限为7.6,2002-2013年35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持久收入比均值是9.2,其中28个城市已超过该上限,比值最高的北京已达到14.9;②城市越发达,则房价-持久收入比越高,居民需要承受的购房压力越大,且在时间趋势上,一线与二三线城市间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③在地理分布上,我国东部、中部、东北地区、西部大中城市的房价-持久收入比呈现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④相比于传统方法中根据可支配收入测算的房价收入比,房价-持久收入比与其约有10%的差异。当前我国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继续限制房价,减轻居民购房负担。     

流动人口女性个体的生育间隔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本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半参数Cox回归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生育间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不仅人口流动会延迟女性的生育时间,而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女性的婚育间隔、第一次生育间隔均有显著的延迟效应。第二,结婚年龄越大,婚后越有可能选择尽早生育,且不同初婚时间对生育间隔的影响差异明显。同时,参加医疗保险对婚育间隔存在显著的缩短效应,而参加生育保险对生育间隔存在显著的延迟效应。越有经济实力以及在工作中担任重要职位的女性越有可能扩大生育间隔;而随着婚育间隔的扩大,第一次生育间隔反而会缩短。第三,初育子女的性别对第一次生育间隔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即若初次生育为女性,则第一次生育间隔会缩短。第四,根据生育政策效果分析发现,放开生育政策虽无法促使女性缩短婚育间隔,但会明显缩短第一次生育间隔。     

中国农户的人情支出行为研究——基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地位寻求视角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首次基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地位寻求的双重视角,使用Tobit模型对消费持续低迷背景下农户人情支出不断攀升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自家婚丧嫁娶花费是一种地位性支出,然而农户的人情支出并非地位性支出,更多体现了"随大流"的从众心理;(2)收入差距扩大通过婚丧嫁娶攀比对农户人情支出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抑制作用;(3)家庭求人帮忙的事情越多,人情支出也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