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脆弱性理论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测度分析——来自CFPS的经验证据

现有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研究存在缺乏理论基础、操作相对机械、结果不够精准等不足。为此,本文基于脆弱性理论将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为经济收入较高且足够稳定的非脆弱群体,然后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脆弱性估计法和核密度估计法确定中等收入群体脆弱性水平的上下限标准,进而估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最后剖析家庭进入和退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微观驱动因素并研判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演变趋势。结果发现,第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可以设定为1%和10%的脆弱性水平所对应的家庭人均持久性收入,2014年和2016年对应的比重分别为29.82%和32.71%,而且城乡和地区分布差异较为明显,城镇和东部地区趋于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第二,人力资本、职业特征、家庭负担、收入结构是驱动家庭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要达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对应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要求,2016—2035年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持久性收入增长率至少应达到3%和5%。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与合理规模研究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扩中提低”,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得到明显扩大。从中等收入群体的统计意义与经济意义入手，在理论层面展开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讨论。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依据设定收入上下限的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界定实际生活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当收入分配格局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应当略高于收入分布的下四分位数，而收入上限则应略高于收入分布的上四分位数。从不同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特征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合理范围应当在50%以上且不宜过高。参考部分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验证，当社会收入分配格局表现为比较合理的“橄榄型”结构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致保持在60%左右，并且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群体的规模比例接近3∶6∶1。进一步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基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中国在打造合理分配格局方面存在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尚不足40%。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水平低”,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与测度

文章基于非参数高斯核密度、收入空间法等计量模型，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并测算与分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分析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在2010—2018年总体呈下降趋势，低、高收入群体总体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中国城镇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2010—2018年总体均呈波动性下降趋势，且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下降趋势比城镇的下降趋势更明显；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2010—2018年总体呈波动性下降趋势，尤其是中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下降的变化趋势最明显。     

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贝克尔的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构建了三期OLG模型,考察了家庭对孩子质量和数量的选择及两者间的替代关系,并对收入在其中的作用做了理论分析,最后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孩子数与家庭收入负相关,收入的变化对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数的影响更为显著;孩子质量与家庭收入正相关;除了位于收入最项层的富裕家庭外,孩子的质量与数量间存在普遍的替代关系,且收入越低,替代程度越高.     

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

传统的代际收入弹性法由于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对低收入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存在偏误。因此,采用统计特性优良的代际位序相关性方法,利用1989—2015年CHNS数据,对中国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得到的结果在不同偏误条件下更加准确、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代际流动性在1991—2006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在2006年后显著上升,其中底层贫困人群子女收入位序上升更快;不同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西部地区高于东、中部。进一步对绝对向上流动性的考察发现,代际流动性更大的贫困人群、西部地区人群,其子女尽管有机会摆脱贫困,但收入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社会给予收入底层居民的上升空间十分有限。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政府应当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和职业培训。     

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家庭经济活动

当今世界,国外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将对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测算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和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作用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消费水平群体的家庭耐用品消费均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中等消费水平群体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在外向型产业占比更大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和消费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大。而拥有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是缓解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经济活动负面影响的重要调节方式。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家庭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增加持有无风险资产。     

习惯形成、退休冲击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通过将习惯偏好引入传统的AIDS模型,进一步纳入退休冲击变量,构建了拓展的动态LA/AIDS模型。随后按照各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全国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地区,基于2003—2014年中国26个省城镇居民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习惯形成、退休冲击对中国不同收入等级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用FE-IV估计法对相应的静态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1)各收入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均显示出了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惯性最强的是食品消费支出份额,惯性最小的是家庭设备。(2)退休冲击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在中等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显著,而在低收入地区不显著。在控制了习惯形成效应后,退休冲击对消费支出份额的影响程度均变小了。     

分类施策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正>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重要指示精神,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实施中等收入群体递增计划”。从现状出发,四川要进一步聚焦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农村脱贫人口等五大群体,精准发力、分类施策,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质量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基于收入转换矩阵,测算了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和趋势,并对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主要是源于中间收入阶层在相邻阶层短距离位置变动,而两端收入阶层则相对封闭,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呈倒"U"型趋势特征;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不利于子代收入的改善,不利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与巩固,持续贫困率和持续富有率较高,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偏低。     

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影响的实证

在经济恢复势头不够强劲、劳动力市场修复迟缓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下，如何增强家庭风险防范与管理能力，缓解家庭收入脆弱性是一个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文章基于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运用迭代主因子法测算数字金融能力的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能力对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投资多样化和风险承担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力对东部、城市地区居民家庭收入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     

新时期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问题探讨

一、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现状与特征 （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有全区平均收入的23．6％，收入份额下降。 据2009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的低收入户、20％的中低收入户、20％的中等收入户、20％的中高收入户和20％的高收入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54．8元、     

收入风险、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运用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研究了收入风险、金融教育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越稳定,家庭开展金融教育的概率越高;金融教育显著提高了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按收入风险将样本分组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且金融教育对不同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对家庭收入稳定性分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增加金融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整体的金融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进而改善家庭金融福利。     

收入分布尾部参数表示与不平等估计——共同富裕进程中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依据

收入分布尾部反映了社会高收入与过高收入群体特征。本文通过对收入分布尾部参数的拟合及阈值选择,识别过高收入群体并对其分布特征进行表达,估计我国收入分布尾部的不平等现状及发展趋势,运用社会福利函数分析框架讨论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收入分布尾部的高收入群体和过高收入群体在统计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近年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仍然较高,收入分布尾部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共同富裕目标下,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也有所提升。     

思格尔系数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与现象剖析

一、问题与现象 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或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一个国家或地区越穷,其国民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这一比例会下降.这就是恩格尔定律的基本内容.     

组合分布在我国居民收入分布拟合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使用CHNS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呈现明显左偏特征.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根据组合分布函数的构造思想,首次提出使用反向帕累托-对数正态组合分布对居民收入数据进行建模,并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然后,使用变量替换方法导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原始数据的确切分布,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高于城镇居民,就基尼系数发展态势而言,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在2007-2009年间发生了转变,由之前的持续增加转为下降.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从收入位次和收入份额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重点探讨收入流动性能否缓和长期收入不平等。本文提出了流动性影响长期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方法,给出了家庭等值收入的估算方法,然后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的四轮城镇住户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实证结果表明,1993-1995年、1997-1999年、2000-2002年和2011-2013年四个阶段的收入位次流动性逐渐下降,收入位次的固化现象愈加突出;四个阶段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都降低了,收入流动没有缓和长期收入不平等。     

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使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和收入调节效应的异质性做了延展性探讨。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均能显著缩小个体收入差距，缓解个体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分别是社会资本积累路径和家庭收入促增路径，前者中介效应弱于后者。社会保障的收入调节效应具有明显的城乡和区域异质性，基本医疗保险对个体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城镇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在城镇地区的收入调节效应要略强于农村地区；两种保险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调节效应表现较为多样。     

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探讨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研究中国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这种影响在不同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之间存在异质性,个人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雇员群体中表现为显著的U型,在雇主群体中表现为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在自营劳动者群体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家庭总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雇员和自营劳动者中都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在雇主群体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非线性定价、家庭人口特征和收入再分配效应调整

本文以分时阶梯定价为例,在人口老龄化及生育政策逐渐放宽的背景下,通过建立结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引入家庭人口特征后,非线性定价对收入再分配效应这一政策目标的影响。通过构建引入家庭人口特征的二次近乎理想需求（QUAIDS）函数,基于相对等价补偿方法建立收入再分配效应调整的测度模型。估计了为保持相同效用增加家庭不同类型的人口需要增加的电费补偿率及其金额。研究结论表明,引入家庭人口特征后收入再分配效应得到了强化;家庭人口特征对消费者行为选择有显著影响;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的电费补贴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动态分析显示,随着预算水平的提高,家庭人口特征对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在减小。     

点击西安市高收入群体

20多年的改革开放 ,使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现象之一就是个人收入的差距扩大。因而 ,高收入群体便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文章运用对西安市高收入群体抽样调查的结果 ,对先富群体的收入结构、收入来源、投资及消费等情况做了分组反映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