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论》到新时代: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研究

《资本论》中蕴含的以资本和空间为轴心的空间生产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围绕空间生产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新时代城乡、生态和文化等方面的空间生产,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经验滋养.立足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和中国空间生产实践,审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深入挖掘国内市场消费空间,重视生态、文化等新兴产业发展,全面落实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从而不断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经济空间.     

“十四五”时期构建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着眼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依据,分工可以促进专业化,实现微观分工、宏观分工和国际分工的衔接,实现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的有机结合,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衔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蕴意是改善和调节劳动分工,促进中国以国际分工、国际市场和国际循环为主体的旧的分工体系向以国内分工、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分工体系的转化。从分工理论视角下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基本要求出发,构建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是以分工理论为指导,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为前提,大力发展新经济体系; 构建具有自主创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消费引领创新,培育新型消费体系; 把国内流通与国际供应链体系相融合,推进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在更高开放水平上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相对接,用优进优出的发展模式,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一带一路”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优势与实践路径

"一带一路"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主要是基于应对世界经济问题、实现国内国际市场联通和走出中国经济新出路等实践逻辑,尤其是"一带一路"经过过去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其具有可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等特点优势,通过其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然能助力这一新发展格局高质量惠及各国。但是其在实践中也会遇到相关制度体系有待完善、西方主导的逆全球化行径的掣肘及国内宏观经济等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此,拟提出如下破解路径:一是构建"一带一路"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精准制度体系;二是优化"一带一路"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外部环境;三是筑牢"一带一路"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内经济根基。     

地方政府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探索与实践——以涪陵区为例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基于“两个大局”，着眼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三重逻辑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生成逻辑，即历史逻辑是其形成的必然性，理论逻辑是其形成的合理性，实践逻辑是其形成的可行性。涪陵区作为西部地区一个重要节点城市，要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要找准涪陵区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位置，分析其优势和短板，找准结合点和着力点。即：一是要发挥自身优势，将制造业作为提升融入“双循环”的关键着力点；二是要抓发展机遇，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融入“双循环”的关键节点；三是要优化功能布局，以“一城三区两带”协调发展作为融入“双循环”的主要动力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前提、现实思考和战略价值

在国内国际复杂环境的多重夹击下,中国于2020年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破解开放困境,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于问题导向,通过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开放战略措施的调整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历程,研究经济开放史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分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现实发展。研究发现过去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是“内外循环”主从关系循环论证的体现,从而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奠定历史基础;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超大市场规模和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是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底气来源,并且大口径的外循环与内循环相适配以共创最优经济效应,最终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价值。     

新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进行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在构建新格局中统筹发展与安全,既是要求积极应对当前国内外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也是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保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分析产业安全和周期性与构建双循环新格局之间逻辑关系,揭示双循环新格局中内在的安全风险,并提出通过拉动内需、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核心技术创新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衔接,为实现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背景下统筹发展及安全提供切实的参考依据,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新发展格局下都市圈城市韧性测度与提升策略 ——以中部地区4个省会都市圈为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都市圈内外部各种要素的快速流动增加了公共危机跨域传播风险.为了统筹安全与发展,采用基于相对熵组合赋权法的综合评价模型测算2011—2019年中部地区4个都市圈26个城市韧性,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分维度韧性由好到差依次为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社会韧性、经济韧性;4个都市圈城市综合韧性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一直属于中度韧性;综合韧性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合肥、南昌、郑州和长沙都市圈;基础力是合肥、南昌和长沙都市圈城市综合韧性首要正向影响因素,吸引力是郑州都市圈城市综合韧性最主要正向影响因素,内源力不足是4个都市圈城市综合韧性首要制约因素,创新力和软实力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和路径研究

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条件变化、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逻辑与理论逻辑而提出的,是国家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的路径选择.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目前长三角区域面临要素市场壁垒、制度障碍、产业链自主可...     

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机理与建议

金融科技应用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推动作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的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国内金融市场需求,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对外开放。当前,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建设还需防范新技术运用导致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信息泄露风险及垄断问题等。我国应继续加强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支持,提升保障金融科技安全、高效发展的监管能力,注重金融科技人才培养,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支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阐释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和时代背景;新发展格局顺应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也是中国经济"育新机、开新局"并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主动战略选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应从四个方面入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此形成新发展格局:(1)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2)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3)加快建立和完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4)加快消费转型升级、重塑新型消费体系.     

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三重逻辑

构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规律,着眼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科学分析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应对新发展阶段的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所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和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本文将从理论、历史、现实三重逻辑的角度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创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创新是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和未来竞争的关键,“双循环”与创新关系密切、相互促进。将“双循环”和创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厘清“双循环”需要什么样的创新,“双循环”如何促进创新,以及创新如何促进“双循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具体而言,“双循环”需要构建多层次创新系统、打造全要素创新类型、培育多元化创新主体作为支撑。从“双循环”促进创新的角度来看,国内大循环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市场竞争、优化需求结构、加快市场整合推动创新,国际循环通过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以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创新。从创新促进“双循环”的角度来看,创新通过驱动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国内大循环,通过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稳链强链补链促进国际循环。因此,应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在推动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功能,同时坚持以创新持续赋能“双循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针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其研究与阐释。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内大循环"的实现逻辑,其包含的一般规律适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且可通过有为政府弥补国内循环的矛盾,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则揭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双循环"的一般规律同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结合,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形成了中国化的经济循环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正好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双循环"的理论阐述,并始终符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RCEP助推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分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对于推进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以特定产业以及价值链为例,分析RCEP推动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途径。研究认为,RCEP的签署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具体来说,通过外贸和投资路径,有利于关税减让以及区域内经贸规则的统一,促进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进而提高国内的生产和社会福利水平; 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路径,能够促进中国相关产业更好地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巩固中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产业链中的地位,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国内改革路径,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市场准入制度、营商环境、国有企业等改革,更好地形成有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内环境。     

人才双循环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基于文献的分析

人才双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文献的角度研究了人才双循环所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人才双循环可以通过创造与积累知识进而推动技术进步。人才双循环促进技术进步的路径可以分为技术溢出、教育激励、配置利用和智力回流四个方面,且其进步效应受公共政策、经济基础、吸收能力和金融发展等因素制约。对现有研究的述评和展望,可以为中国利用人才双循环实现技术水平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文章将设立自贸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设立自贸试验区对构建各省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设立自贸试验区能够显著提升双循环发展水平,且该作用通过制度环境优化、双向贸易协同和双向投资协同等机制产生;设立自贸试验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对第二产业的作用效果显著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文章进一步证实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改革成果的复制推广,能够推动市场主体将内需引致的规模经济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新优势。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动态测度与实践路径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全局性部署,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透过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经济运行可靠性、要素市场支撑性、统一大市场培育、贸易往来、投资往来、技术交流、国际科研七个方面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标体系,并开展动态因子聚类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各省份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表现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不同地区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排序随着时间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影响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因素分为市场整合与营商环境、科研合作与观念开放、经济活力与信息融通、公共服务与要素流动等四大类。因此,建议加快整合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建立新发展格局的动态监测系统,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数字经济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利于巩固内循环的问题,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推动实体经济进行全方位变革突破,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     

“双循环”格局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路研究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准确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空间重构基础上要素组合优化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义。从减贫规律认知升华、行为外嵌转向发展自觉、资源配置优化与延续效应发挥三个层面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行为的内在逻辑,厘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应着力做好发展规划统筹、体制政策健全完善、产业转型升级、相对贫困治理、全域生态宜居环境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质量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工作,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及其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良性互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我国国际科技合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如何抓住新发展格局下的机遇,突破“瓶颈期”,从而最大化促进国际科技合作,这对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显得尤为重要。为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绩效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基于问卷调研数据,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科研条件不仅对合作绩效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还可以通过合作意愿、合作行为的中介效应,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影响合作绩效,此外,国际科技合作的政策环境能够负向调节科研条件对合作绩效的正向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绩效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