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些思考

一个国家的史学走向世界应主要指通过国外学者的翻译将史学著述推向世界,这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话语权状况等。据此可以认为,西方(包括美国)史学在工业化时期已在较大程度上走向世界。朝贡时代的中国史学也曾在较大程度上进入周边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认为是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的确有了很大提升,但似还不具备在较大程度上走向世界的条件。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促进性工作,但关键还是通过自身的综合国力赢得他国的仰慕、接受和拥戴,使外国学者主动翻译中国史书。只要综合国力提升到某种高度,走向世界就必然水到渠成,这主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汉译英中的语境因素与译词选择——以张培基中国散文英译作品为个案研究

翻译是一种双语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译词的正确选择需要依靠语境,分析语境获得正确的译词是实现翻译的重要手段。运用语境理论,选择以张培基中国散文英译作品为个案,分析了汉译英过程中对语境因素的把握和在词义理解基础上对译词的选择,揭示了它们的影响和作用。     

选词辨义，提高汉译英的科学性——以现代汉语“白”的英译为例

选词辨义是成功翻译的基础。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历史文化的了解有助于译者准确选词,妥帖表达。以现代汉语“白”为例。借助现代汉语语料库分析其常用义项,并对其相应英译进行归类分析,为译者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从“诗言志”论诗歌翻译——以英国诗人豪斯曼诗歌四首汉译为例

诗歌翻译从理解"言"开始,不可得"志"而忘"言"。译诗之道在于用译入语还原原诗,力求形神兼备。"译诗民族化"能兼顾两端,使二者结合起来。因此,译者如果能正确把握原诗的"言"和"志",再辅以正确的翻译理论,应该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本文所举四首译诗就是把"正确理解诗歌的‘言’和‘志’"与"译诗民族化"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从“冲击”到“激活”——论海外汉学与晚清通俗小说研究热

［摘要］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晚清通俗小说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的输入在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围绕晚清通俗小说的“现代性”,厘清本土研究与海外汉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辨析转型时期在复杂的文化思潮背景下晚清通俗小说研究背后所隐匿的话语权力之争。     

“批判”与“重建”——秦汉文艺思想的内涵与本质

"天道""人事"与"文心"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文人对这种关系的解释与运用,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政治统治、皇权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秦汉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批判"与"重建",是秦汉文艺思想的本质,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发展、演变的学术外因。文化、学术上带来的思想领域的"新""旧"之争,为文艺的批判与重建提供了理论前提,同时也是秦汉文艺思想革新的学术内因。研究秦汉文艺思想史,就是要努力揭示秦汉文人"批判"与"重建"的成效,为当下文艺思想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从“海外汉学”到“中国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从晚清民初开始,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逐渐确立,学术范式也随之形成,而范式的形成迎来了汉学学科的建立。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进程中有了巨大的改变,其变化影响着学术范式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嬗变意味着海外汉学学科的革命性进步。访谈中,曹顺庆教授就学术范式转变中关于学科称谓、学科建设、学术自律、学术前沿以及在该学术共同体中中国学者所承担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大致勾勒出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起承转合的发展路径。     

框架语义学视角下的文化词语译义研究——以“希腊十二主神”为例

通过对比发现,《英汉大词典》、《新英汉词典》和《英华大词典》对希腊十二主神文化词的译义有待改进。本文基于框架语义学,提出新的“十二主神”的译义模式,即学科标注“希神”、音译兼义译、括注,并对括注信息作统一编排,这有助于词典使用者对“十二主神”的译义形成语义联系,满足其认知需要。“希腊十二主神”的译义研究表明,框架语义学对双语词典中文化词语的译义具有指导意义。       

“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么匿”看严复译词的创制与近现代容受

为完成“新知识翻译”的历史使命,严复创译了大量新名词。长期以来,其译词创制和历史容受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公允评价。详尽考察严复译自英文unit的音义双关的“么匿”概念的创制、使用及其在近现代报刊、辞典、教科书、学人著述等历史文本中的容受情况,可尽可能还原严复译词的传播与接受真相,更加合理地评价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重新审视学界过于强调严复译词容受“断裂性”的观点,重视并肯定其“承继性”一面。     

“革命化”的改译——论中国现代改译剧的改译策略

中国近现代,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些话剧译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改译策略,即＂革命化＂的改译方法：人名、地名、时间、风俗习惯和故事情节基本上保持洋化的原貌,但部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根据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下特殊的国情和时局有相应改动。这类改译剧主要集中在文明戏时期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戏剧时期。总结现代改译剧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如何更好地译介外国戏剧,促进中国话剧的发展,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以“切”代“雅”,切合实际,恰如其分──评介刘重德教授关于风格翻译的原则

风格翻译的原则问题一直是我国翻译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对刘重德教授提出的以“切”代“雅”的风格翻译原则作了具体评介，论述了“切”字作为风格翻译原则的适用性、可行性和科学性；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论证了“切”字原则完全适宜于各种文体风格的翻译，不但适宜于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不同类型的文学翻译，而且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科技文献翻译．“切”宇原则，切合实际，恰如其分，是译者的行动指南．     

英汉对比视角下莎剧中“红”的变体颜色词汉译

莎士比亚戏剧是一座语言宝库,其中大量颜色词的使用着实为戏剧语言增色不少,是语言研究的绝好素材。文献检索表明,尚无学者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变体颜色词进行过详尽的研究。以莎剧中red的变体颜色词为研究对象进行语料统计与分析,在英汉对比视角下,莎剧中red变体颜色词的汉译策略可归结为两种:"颜内之意存颜色"、"颜外之意舍颜色"。     

从“译”到“翻译”——翻译本体话语的演变与分析

从"译"到"翻译"之间动态推衍,发生了指代转移和内涵扩大——从指代职衔转移到指代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从起初专指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发展到指称胡语或梵语与汉语之间的佛经翻译,直至当下翻译一词内蕴三义,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概念内涵的演化表明"翻译"这一能指符号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是一个受制于语言转换主题和诗学观念制约、不断建构的话语实践。"译"、"出"、"翻"、"翻译"这些一脉相连、彼此呼应的词语组成了钱锺书所说的"虚涵数意",打开了阐释翻译意义的空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昭示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强大的生命力。     

谈文学翻译中的风格等值问题——兼评“OfStudies”的2个译本

从思想内容、遣词造句和再现原作风格方面评析散文名篇"OfStudies"的2个译本——王佐良先生和水天同先生的译本。认为王佐良先生的译本无论在体现原作风格和思想内容上都做得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指出一篇译文除了准确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外,在风格上也应尽量贴近原文文本,做到"文随体异"。     

海外影视剧翻译中“本土化”策略的思考——以美剧《纸牌屋》第一季为例

随着大量海外影视作品被引入中国,对其字幕的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土化"策略,即翻译学中的"归化"策略,是进行海外剧目字幕翻译时的重要手段。美剧《纸牌屋》第一季的台词翻译,充分考虑了文化、修辞、具体情景、语法习惯和剧作特点因素,成功实现了"本土化"。但"可译性限度"也给"本土化"带来困扰,如何突破,美剧《纸牌屋》第一季翻译的成功经验和不足,可以带给我们思考,并以此展开深入的研究探讨。     

“三美”的展现——评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英译作品

许渊冲先生用他那支传神之笔展现了原作的“意美”,“音美”,“形美”。在“意美”方面,他不仅表达原作的表层形式,而且展示原作的深层含义;不仅表达原作的字间之意,而且传达原作的言外之情。当原文有几种解释时,他选择最美的一种。在“音美”方面,他重视原文的音韵,节奏。在“形美”方面,他再现原文诗句的长短,对仗,重复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两端 ,并被历代王朝各有侧重地付诸实践。它们发源于先秦农业、游牧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峙 ,秦汉正式形成并用于指导对外政策。秦皇汉武的征伐四边是落实“王者无外” ,但其造成的恶果被儒学思潮加以批判 ,东汉班固正式提出完整的“夷夏之防”理论。以往学术界多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角度肯定前者 ,但今天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看 ,后者客观上更有利于维护自然环境的平衡     

浅谈“双关语”的可译性

试译两例被视为“不可译”的双关语,旨在希望译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予以更多的关注。     

“求道”与“传道”:民国时期国人对河上肇著述的讨论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著述在民国期间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广泛传播。翻译和阅读河上肇著述的国人中,除了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外,也有属于国民党派系的胡汉民、戴季陶等人物,以及其他政党的人物或无党派人士。他们在传播、接纳和理解河上肇的思想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现状做出了关于改革与建设的思考。因为立场和意见不一,不同党派的人物对河上肇的唯物史观及社会改革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围绕河上肇著述产生的论争,反映了各持所见的社会主义观,也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