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学说在清末的传播方式与影响所及——对知识、舆论及现实政治的检讨

卢梭著述的原本涵义，与近代国人对之所作的阐释发挥，本属不同范畴。《民约论》并非意在鼓吹革命的著作，然而清末特有的知识环境与舆论氛围，却塑造了其根深蒂固之“革命”意象，尽管与作者初衷不无出入，却已成时人的普遍认知，这种通俗意义的广泛流传，也反映了清末时期西学摄取的某些特征。“民约论”思想颇获时论推崇，但官方意旨对之则甚抵触，即便是在奖掖新学、推行立宪的新政举措中，其学说仍备受拒斥。回归历史情境，考察不同阵营人士的相关言行，对彼时卢梭学说在不同层面的影响，方可有更切实的评判。      

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1899—1903年)

1899—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1899年,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新夷狄”论,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1900年开始,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论束缚。1901—1902年,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这使他倾向革命。1903年,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场,追随加藤弘之鼓吹“普鲁士精神”,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至此,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严复并非天赋自由者辨

认为严复(1854—1921)主张“天赋自由”是国内学术界十分流行的一种观点。而天赋自由论在西方以卢梭主张最力,他的《社会契约论》(又名《民约论》)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严复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他十分重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认为这是西学“命脉之所在”。他又作过《<民约>评议》。所以,国内学术界在阐述严复的自由民主思想时,常常将其同卢梭拉     

卢梭的天性哲学和它的历史意义

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启蒙运动者卢梭是反封建斗争的先锋。他从撰写《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于道德的影响》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开始,一直到《爱弥儿》和《民约论》等钜著的发表,“归于自然”恰似贯穿其中的红线。1762年,他那集中全力呼吁“归于自然”的《爱弥儿》印行,不但原著在巴黎惨遭焚毁,卢梭也被迫流亡域外,就此可知“归于自然”在痛击封建统治上具有怎样威力。若问“归于自然”的理论根据,就要追溯到他的天性哲学。卢梭认为人性至善,要把糜烂的社会救起,便须使人率性发展,去掉封建社会的摧残戕害。当然,要了解卢梭的政治论、宗教论和教育论,首须了解他的“性善论”。     

从主体道德自觉到集体道德理性——论朱熹"修、齐、治、平"的社会控制与整合思想

朱熹以《四书》中《大学》为经本的“修、齐、治、平”思想,是以理学理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改造与演进。其目的在于以理学“内圣”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略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思想

社会政治学说是卢梭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在他写了《论人类不平等起源》一书之后,继而写了《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最集中地表现了卢梭的主要政治思想,它在启蒙运动中首次提出了“人民主权”的口号,为未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政治设计,成为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一。 一、《社会契约论》中心──“人民主权”的思想 如果说,《起源》主要着眼于批判私有制的文明社会,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那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提出了他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两部著作之间,有着从“破”到“立”的内在逻辑联系。 （一…     

对《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命名的思考

《汉志·诸子略》之“小说家”，其名始见于西汉。“小说”包含两层涵义：一为浅薄的诸子学说；一为迂诞的“说”类作品。前者注重学说源流，后者关注书籍自身的特征，表现出模糊的文体意识。“小说家”正是从这两方面规范与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发展。     

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 ——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周敦颐宇宙生成学说旨趣探微

《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我国古代先哲们无不借《易D说以立巴伦，繁荣和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史的这条珍珠项链，就是由《易》这根金线串起来的。宋代的理学大师周敦颐，其以易学为宗，以儒家思想为本，并融入道释之说，建立起以宇宙生成学说为支柱的儒家理学体系，从而首开儒家研究宇宙生成学说之端，为宋以后理学提供了“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与模式。周敦颐灼儒家宇宙生成学说，可以说是一颗被《易》之金线串在项链中的闪亮珍珠。周敦颐的宇宙生成学说，主要由其《太极图》及《图说…     

试析卢梭的教育思想——学习《爱弥儿》的体会

让·雅克·卢梭(Jean—Jacgues Rousseau,1712—1778)是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我国对卢梭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不乏其人,褒贬不一。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新月派”梁实秋就曾骂过卢梭“缺德”,他在《复旦旬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攻击《爱弥儿》这部书,说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当时鲁迅先生在《语丝》第四卷第四期上发表了《卢梭和胃口》一文,指出“许多问题大抵发生于胃口”,“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且从而宣扬之”。反之,则为“无一是处”。新中国诞生以后,学术界对卢梭及其著作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般都肯定卢梭思想对推翻法国旧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有分歧,譬如对卢梭提出的“返于自然”和教育上“顺于自然”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卢梭主张人类重新回到他所     

文明社会批判和重返自然——评克莱斯特中篇小说《智利地震》

克莱斯特深受同时期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文明批判论、自然主义学说以及伏尔泰和爱尔维修的宗教批判思想的影响.1807年,其创作的中篇小说《智利地震》出版.该小说以两位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为线索,演绎了作为革命隐喻的地震前后"城市—山谷—城市"这一空间转换过程中人们道德意识和社会秩序的变迁,嘲讽了各式人物针对该偶然性自然事件基于...     

庄周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及消极教育比较

有人研究庄子,把他与卢梭联系起来。严复在《庄子评点·马蹄篇总评》中评道:“此篇之说,极似法之卢梭,卢梭《为民约》等书,即操此义。”又评:“《胠箧》篇向往‘至德之世’,此说与卢梭正同”。王鸿一所著《中国古代教育思潮》中,有关庄周的章节,也多次提到卢梭,认为“庄子和欧洲的学者比较,在教育方面,他的思想大概和卢梭、托尔斯泰相似。”庄子和卢梭的教育思想那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相异?本文拟做一些粗浅探讨,以就教于大方。     

孙中山先生学说与儒家思想之比较研析

儒家思想之精华,一言以蔽之,即是“仁民爱物”,而以“民”为本。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其理念与儒家思想相同,俱是以“仁”为中心,讲天人合一的协调关系,去解决人生之各种基本问题。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革命史》一文中,谓其谋中国革命,所持之主义来源有三,其一即为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中实以“孔学”为中心,职是之故,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与儒家思想确有脉络可通之处,两者皆具同根之源,吾人试就二者加以比较研析。     

浅析卢梭的"公意"思想

“公意”是卢梭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却也是产生种种歧义的关键所在。卢梭从倡导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一角度出发阐释“公意”学说,却衍生出与其本意完全相反的结论。卢梭也因此成为历史上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民主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都从他的政治学说中寻找理论根据。文章试从“公意”概念入手,对卢梭的“公意”学说作一个粗浅的反思。     

从“林道静道路”到“白灵道路”——对《青春之歌》、《白鹿原》的一点比较

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标志性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与《白鹿原》，在相关的革命叙事中，都带有特定时代语境的意识形态色彩，显示出不同时代对“革命”这一中心话语的意识流变。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革命道路相比。《白鹿原》中白灵的革命道路似乎更具有普遍性：作为知识型的革命者，无论其参加革命的动因，还是遭受左倾路线迫害从而与之决裂的事实，更能代表这一类型的革命者的人生历程。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精气学说与《内经》中的医学心理思想

论述了先秦时期哲学界对精气的认识及精气学说的形成 ,进而论证精气学说对《内经》的中医理论 ,尤其是对医学心理思想的影响。归纳了《内经》对精气学说的发展 ,提出《内经》将精气学说升华为“自然之气”、“人体之气”2个层次和“自然之气”、“生理之气”、“心理之气”3个类别的观点     

《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学习《国家与革命》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水浒》一书的思想主题。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农民革命思想”。果真如此吗?学习列宁的光辉著作《国家与革命》,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对它进行剖析,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农民革命思想”,而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代理人的反动思想,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核心;它的实质,在于取消革命,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人民革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在批判所谓“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