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评估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科技创新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来提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西部地区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其正向促进效应存在由西向东逐渐减小的特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设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大城市”更为明显。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客户信息优势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高质量发展水平,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客户信息优势提升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创新绩效高、规模大的样本企业,以及技术引进经费与市场发展程度高的省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中国式分权、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国式分权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以及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影响中国式分权之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依据,并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和地区市场化进程均正向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当市场化进程高于某一门槛值后,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降低。其他各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     

出口退税率差异化的资源误置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动态分解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在量化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和对生产率进行动态分解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对制造业行业资源误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差异化是导致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重要原因,并且在考虑了不同资源误置衡量方法等因素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对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影响,因行业要素密集度、行业出口退税强度、所在地区以及行业加工贸易比例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相比于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企业间效应是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影响行业资源再配置效应的主要途径.上述结论意味着,逐步取消制造业行业出口退税率的差异,对于缓解我国出口部门内部的资源误置、实现出口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财政分权、FDI与技术创新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财政分权作为一种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对地区创新有着重要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会通过外资影响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文章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地级市数据,对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抑制作用有所缓解。（2）外资规模是财政分权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财政分权带来了外资的涌入,但是外资逆向调节了其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进入速度较快、外资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3）通过分区域分行业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及门槛效应

文章在明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8年黄河流域10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助推作用;具体到各分维度指标,则对动力机制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和福利水平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经济稳定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并且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另外,门槛效应检验进一步证实,当前环境规制是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服务开放、技术创新与城市服务业效率

服务业创新发展对于加速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2006—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基于2016年起实施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中国服务开放对城市服务业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服务开放影响服务业效率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开放显著提高了城市服务业效率,试点城市的服务业效率提升约15.4%,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服务开放对服务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随着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通过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服务开放提高城市服务业效率的重要作用渠道。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双元创新理论,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够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制度环境可以起到有效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数字金融、创新创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规模与质量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规模和质量的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了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创新创业效应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作用程度大于经济质量型增长,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政策和区位的异质性;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和创新创业效应在数字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对经济规模型增长的影响呈边际效用递增的双门槛效应,对经济质量型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的三门槛效应。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剖析其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和作用机制异质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整体上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应为4.8%，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其对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中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下游地区，而对于上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分区域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其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对各区域均起到促进作用，但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各区域产生了差异化影响，从而导致战略的作用机制具有异质性。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环境分权、环保约谈与环境污染

环境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应是现有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7年108个城市市级面板数据，手工搜集整理河长制与环保约谈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环境分权和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长期抑制作用，河长制的实施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从空间角度看，环境分权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长江中游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最为显著；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治污效力远高于环境分权的政策效果，但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的滞后效用有所减小，表明环保约谈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一种短期影响；环境分权与环保约谈双管齐下的治污效果更为显著，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但二者双管齐下的治污效力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减弱。因此，文章从构建环境监督执法垂直管理机制、重视事前预警约谈、建立跨流域环境联防联治体系等角度提出改善环境污染的相关政策。     

数字经济、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不论是用差分GMM还是系统GMM估计方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对中小城市的影响高于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创新绩效提升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竞争与分权通道的交互作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200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政府竞争是否是当下我国环境质量恶化的原因,同时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框架下的政府竞争与环境质量的内在联系,检验政府竞争以及政府竞争通过分权通道对中国省际环境质量的传导机制。创新性地提出单位污染“政府处理”这一概念,通过广义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发现政府竞争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恶化的作用机制不同。政府竞争倾向于加剧全国性和外溢性的环境问题,倾向于改善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同时,透过分权通道,政府竞争的作用被削弱了,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可以说,政府竞争是当前政府治理环境不力、环境质量恶化的直接原因之一。根据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了采取市场化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等政策建议。     

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发展

本文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收敛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同时在考虑地区异质性特征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和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河南省108个县2005-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及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与财政分权有助于县域经济发展;从按财政属性进行县域分类的视角看,上述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不具有特殊财政属性的普通县层面;从按经济水平分类视角看,这种支撑作用主要作用于经济基础好的中心县与经济落后的农区县;从按地理位置分类视角看,临近市辖区的县更好的发挥了上述支撑作用,形成了依托市辖区发展的“溢出效应”。     

收入与增长权衡:分权下地方政府努力方向研究

基于1999-2013年全国30省际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财政分权深化下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初期,地方政府因获得更多的资源支配权,其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出来,并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但随着财政分权进一步深化,其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逐渐减弱,而对地方财税增加的推进作用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由此产生扭曲,稳定并提高地方财税增速成为其首要目标。建立合理的地方政府考核制度,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对于稳定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一个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个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利用1991—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对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规模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却表现出负方向的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VAR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需求跟随"模式发生在东部地区,"供给导向"模式在西部地区产生,而中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