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效率和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并深刻改变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那么,互联网技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厘清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平衡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基于CGSS2015的调研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明显。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后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这是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理解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新的视角,扩展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基于区域差异和制度环境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从互联网使用的获取差异与回报差异的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背井离乡到创新创业 ——兼论互联网使用对创业的作用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进行弱化后,上述结果仍旧稳健.并且发现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中,企业务工经历对创业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工作经历则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概率,这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对外出务工影响创业的机制进一步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提高农户创业概率,而创业动机并非其影响机制.同时,文章发现,互联网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出务工具有类似的功能,对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最后,文章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本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互联网使用、非农就业与农机社会化服务——基于CLDS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CLDS2016年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及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可以使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概率提升9个百分点,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验证互联网对农户采纳农机服务行为的个体差异性,发现互联网对农户采纳农机服务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中等收入阶层、高学历水平以及较多社会资本群体中;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在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中起到完全机制作用.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互联网对于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应不断完善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户对于互联网的应用能力.     

互联网使用、农业生产效率与乡村振兴的内涵式发展

推进农业智能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基于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最后讨论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对乡村振兴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意义。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农户使用互联网可以加速推广应用农业新兴技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强化社会网络关系,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村地区、连片特困地区和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提高农户互联网使用率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4）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助于巩固脱贫成果、增加农业家庭收入、助力农民需求升级和提升农民幸福感,从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内涵式发展。     

邻里效应对农户饮水与环境卫生改善需求的影响——来自山区村庄实地调查的经验证据

综合使用条件价值评估、Logit回归、Tobit回归方法,基于安徽、河北两省山区村庄571份农户调查数据,从社区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农户饮水与环境卫生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邻里效应显著影响山区农户饮水与环境卫生改善需求,跟随、学习或模仿效应会提升农户改水改厕支付意愿,而邻里互助效应可能会带来农户改水改厕支付意愿的下降;邻里互助效应明显减弱了邻里间跟随、学习或模仿效应对农户环境卫生改善需求产生的正面影响。在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厕所革命攻坚的难点重点地区,发挥已改水改厕农户的示范作用,允许有邻里互助需求的农户共建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共享站点,也将是改善山区安全饮水和环境卫生状况,提升农户改水改厕积极性的重要途径。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地流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推进加速了农转非人口比重的攀升,农地流转问题日益上升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伴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渗透,农户的市场信息获取媒介与社交网络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而对农地等生计资本的重新配置产生影响。基于CFPS(2014—2018)三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则不具有显著性。2）无论是移动上网或电脑上网,均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但移动上网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3）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影响效应为9.183%,这一结论在利用IV-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4）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组农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青年组次之,中年组则不具备显著性。因此,要加快推进数字战略,着力开发基于互联网的农地流转平台;着眼于农户计算机技能培训,扩大就业选择空间。     

普惠保险、农民创业与共同富裕——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构建了创业选择模型和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框架,诠释了普惠保险对农民创业和共同富裕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运用熵权TOPSIS法构建普惠保险指数,并采用混合回归与GMM法,实证分析了普惠保险对农民创业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普惠保险是促进农民创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普惠保险可以通过促进农民创业,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农民创业是普惠保险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可以分散农业经营风险,激发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创业活力,同时其资金融通功能可以为农民提供抵押担保,消除影响创业决策的实际顾虑,促使其加大对创业的投入,从而提升创业产出,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进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仅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无法发挥作用。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普惠保险对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金融素养、创业培训与农民创业决策

从金融知识、金融能力、金融意识三个维度设计农民金融素养测度指标体系,引入创业培训,依据计划行为理论阐释创业培训调节作用下金融素养影响农民创业决策的理论逻辑,并采用陕西省908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农民金融素养的创业效应及创业培训对金融素养影响农民创业决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金融素养具有创业效应,即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既可显著增加农民当前创业概率,也显著提升非创业农民未来创业倾向;金融知识对农民当前创业决策的影响程度依次大于金融意识和金融能力,而金融意识对非创业农民未来创业决策的影响程度依次大于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且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民越倾向于成为有雇员的创业者。研究还发现,创业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但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据此提出通过多渠道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优化农民创业培训体系建设等提升农民创业发生率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人力资本与农村家庭消费

利用2016年CFPS调查数据,分析互联网、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考虑内生性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人力资本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重要机制,互联网使用用户可能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增加消费支出.为此,提出以下建...     

互联网嵌入、资源获取与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

将互联网思维纳入互联网嵌入变量，依据江西、河南和安徽512户新农人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考察了互联网嵌入对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源获取在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嵌入显著提升了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同时扩大了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的差距；相对于返乡创业农民工和本土农业创业者，互联网嵌入对返乡创业大学生和跨界创业者创业成长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相对于非新型经营主体，互联网嵌入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结果分析显示：互联网嵌入有利于提升新农人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财务资源、政策资源，进而提高其创业成长绩效。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新农人互联网嵌入水平，提升其互联网的资源获取能力，增强互联网嵌入对创业成长绩效的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支持政策，加强对弱势新农人支持力度，促进新农人创业成长。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然成为影响农户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状况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及利用倾向值匹配纠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依然存在。同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所发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U型走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青壮年与中等教育阶层家庭收入对互联网使用更敏感，互联网使用对其家庭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大。影响机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农户人力资本与拓展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家庭收入。因此，不断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与提高农户互联网普及率，有助于农户家庭增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创业失败对农民再创业绩效的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蓬勃发展,然而频繁发生的创业失败现象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农村地区创业失败研究的匮乏给农民创业实践和制定农村创业支持政策带来巨大挑战。基于经验学习理论,利用浙江、安徽、陕西和河南4省235位有过失败经历农民创业者的实地访谈数据,实证检验创业失败对农民创业者再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研究发现:创业失败程度与农民再创业绩效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创业失败学习在创业失败程度与再创业绩效之间发挥积极中介效应;创业警觉性虽在创业失败程度与再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但失败学习与创业警觉性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失败学习通过激发农民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进而提高再创业绩效。因此,农民创业者应重视创业失败恢复,加强失败心态管理,以抑制过度失败对再创业绩效的负效应,同时应加强创业失败学习以期提升再创业绩效;政府可通过开设创业学习培训和创造包容的创业文化来提升农村地区的创业质量。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宁夏农户金融素养对其经济获得感影响研究

提升广大农户的经济获得感是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增进民生福祉的应有之义。基于宁夏农村实地调研数据,就金融素养对农户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经济获得感,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各个维度的经济获得感。通过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发现,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家庭消费和使用移动支付是金融素养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的主要原因。该研究结果为全面提升广大农户的经济获得感提供了有益借鉴,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有效满足农户需求具有积极意义。     

消费升级视角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生活垃圾减量的影响

基于湖北省967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聚焦抑制废弃物产生源头措施,着眼农村地区和微观层面,在“反事实”分析框架下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减量的影响,并进一步从消费升级视角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减量,反事实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农户假如未使用互联网,其生活垃圾产生量将显著增加。（2）消费升级是互联网使用作用于生活垃圾减量的主要传导机制。其中,互联网购物带来的消费数量提升会增加生活垃圾产生量,但是消费结构优化又进一步抑制生活垃圾产生量。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对男性、老龄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提出为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夯实互联网基础设施、倡导理性消费、加快生产和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等措施,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减量,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率。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

本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风险偏好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显著;从风险偏好调节作用模型分析发现,农户风险偏好抑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促进作用,强化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在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样本中,农户风险偏好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户越偏好风险,越倾向于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依据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分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效应具有风险偏好情景依赖特征。此外,按照地区划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大小存在地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