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小说与清末民初小说艺术的近代化

<正> 过去人们承认清末民初小说在思想上有新内容,而否认其艺术上有新形式,认为它也是“旧瓶装新酒”。这种看法,未免片面。如果我们深入探究,就会发现清末民初小说在艺术上毕竟也发生了变化;它虽然幼稚、粗糙,但在近代化道路上终是跨出了一大步。而这种艺术上的变新与吸取外国小说的方法有很大关系。它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外国小说的译入,导致了对章回体的突破与新体短篇小说的产生。中国的长篇白话小说由讲史说话发展而来。一部长篇作品被分成若干回。每一回有一个概括内容的回目,开头结尾都引用诗词,全用第三人称叙述,并保留了“话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说书人的口吻。这种形式被称为章回体。应该承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言传奇集的编纂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

唐代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瑰宝。它的出现不仅引领了文人有意创作小说的潮流,还开创了“传奇体”这一种小说体裁,为后世特别是为明清时期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借鉴和广阔的创作思路导引。明代《六十家小说》、“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集在编创上皆受到唐传奇及其变体的影响,并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实现了较大的超越;而清代《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对唐传奇的直接沿承。“传奇体”的确立与发展,与明清“传奇体”小说经典之作的产生并走向经典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小说体裁的传承与变革,充分反映了“传奇体”小说的经典化过程,有着丰富而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纪昀论笔纪小说

纪昀的小说集《阅微草堂笔纪》(以下简称《阅微》),是清代以来有重要影响的笔记体小说集。本文要讨论纪昀对笔记小说的观点,当然先得从这部笔记小说集的体例及写作情况谈起。这部小说的体例,蔡元培在《详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分别得很得当:“清代小说最流行者有三:《石头记》、《聊斋志异》及《阅微草堂笔记》是也。《石头记》为全用白话之章回体……《聊斋志异》仿唐代短篇小说刻意求工……《阅微草堂笔记》则用随笔体。”所谓“随笔体”就是“笔记”体,诸如“笔谈”“笔录”“随     

纪昀“著书者之笔”说考论

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时提出的“著书者之笔”说,是在传统小说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境与乾嘉学风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总结,涉及小说创作的宗旨与目的、体例与方法以及小说作者的素养与识见等诸多方面。“著书者之笔”说的提出,强化了以笔记体为正统的小说观念,凸显了笔记体小说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本质属性;重视“著书者之笔”说,有利于改变当今小说研究总体上重白话体轻文言体、文言体中重传奇体轻笔记体、笔记体中重人物与情节轻知识与思想的格局。此外,纪昀拈出“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将小说文体风格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审美理想、艺术修养、创作个性等因素相结合,开辟了小说文体风格尤其是作家风格研究的新路径,对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     

章回体小说的现代际遇

章回体小说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艺术成就.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虽然被新文艺小说所取代,但仍在被继续创作着,并且引起了现代文学界的关注.因此,有必要阐明章回体小说在现代生活中的际遇情形.清末民初,人们对于章回文体的认识有了自觉,不仅注意到其艺术特色,也对古典章回体小说进行了价值评判.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家们改变了对古典章回体小说的态度,认识到了其中的优秀部分,与此同时,对当时的章回体小说创作却给予了严厉批评.抗战以后,文学界统一战线的形成,又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代章回体小说,并结合创作实际,指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也即是章回体小说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际遇.     

论古代白话小说程式存在的合理性

程式化作为一种伴随白话小说文体日臻成熟而出现的现象,在白话小说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但它历来颇受诟病。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认为程式化现象与人的基本认知需求有着紧密联系,它既能传达白话小说作者特定的意图,指导创作符合读者期望视野的作品,又能充当读者的认知引导,减轻其认知负荷。从白话小说产生、发展、成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程式化现象是与白话小说创作、接受、传播相适应的表达形式,它的存在对白话小说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基础。     

白话小说的文体独立与十七世纪苏州的区域因素

白话小说的文体独立,是在苏州地区白话小说发展的促进下最终形成的。本文主要论述:冯梦龙的白话小说创作与对文体独立的意义;苏州地区文人对白话小说文体的认识与评论;白话小说创作与传播的主体及其分布圈层;刻书业的繁荣与古代小说的文体递进。     

冰心小说文体新论

“文备众体”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现代小说文体观念新的审美意识。冰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理论家和小说理论家 ,她的小说文体理想主要体现于创作之中。诗化 ,散文化 ,作者在作品中的角色化 ,构成冰心小说“文备众体”的鲜明特征。既认同传统又立足超越是冰心的文学追求 ,其小说的“文备众体” ,包蕴着深刻的文化精神与试验意义     

神话因素在中国小说发展中的渗透

神话是小说的源头,它孕育了小说因素,而又在小说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神话在完成孕育小说的重大使命之后,已成为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成为其题材来源,或成为其情节,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本文从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宋元章回体小说以及现代神话意识等几个方面,去论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神话对人类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在小说中的复活,焕发其独特的瑰丽的神奇色彩。     

试析变文对白话小说的影响

白话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变文从题材内容、体制特点、文体、语言等诸方面对白话小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探索早期白话小说历史面貌的力作——评俞晓红新著《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

如果从语体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基本上可以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类。20世纪的小说史著,多半依循鲁迅的观点,将唐代文言小说作为古代“有意为小说”的证明,而将宋元话本视作古代白话小说的开端。就语体特征而言,唐代文言小说明显地继承了前代史传文学以及杂传、志怪、笔记的影响,而宋元话本则体现出一种与唐代文言小说完全不同的文体风貌。如果将宋元话本直接衔接于唐代文言小说,其间艺术轨迹的无法接榫乃至错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这是20世纪小说史研究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这一重大课题在近十年间,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也取得…     

吴承恩“杂记”不是小说与游记——评鲁迅、沈承庆先生关于吴承恩“杂记”的论述

鲁迅先生为使吴承恩做《西游记》的作者 ,便不顾事实将其“杂记”认定为白话小说 ;沈承庆先生要否定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 ,则将其“杂记”认定为游记。二人都有失偏颇 ,而吴承恩的“杂记”实是志怪传奇 ,与白话小说和游记无关     

晚清方濬颐《梦园琐记》的文体性质

晚清皖籍文人方濬颐的《梦园琐记》多记别人讲述或亲见亲历之事,其中奇闻异事、神鬼精怪、因果报应故事占据较大比重.全书内容丰富,文笔简练,篇幅短小.根据胡应麟所提出的“姑举其重”,即以一部作品题材内容和功用的主要侧重与倾向来确定其归属的分类方法,虽然《梦园琐记》中有相当的“非小说的笔记”成分,但并不影响其“笔记体小说”的整体性质.     

民初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变化

文学史研究多对民初小说持一种否定态度,而事实上民初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如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较以前都有所突破。民初小说是对清末功利小说观和集中于政治题材创作格局的纠偏,为“五四”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兴起作了有力的铺垫。     

论宋初传奇小说文体发展的文化生态

宋代传奇小说文体与唐传奇呈现出迥异的审美特征:“多教训”、“论次多实”、“理学化”。形成这种审美特征的原因,在于宋初“敦重文学”、“崇道抑文”的文化生态。     

各类小说结构特点

把小说这门艺术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对文学的这一体裁的一般结构特点进行探讨,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更需要的是针对同一体裁内部的各种类型的小说,尤其是在相互间的比较中找出各自的结构规律,用以指导具体的创作实践,看来则更富现实意义.小说可依据各种不同角度区分出各种不同的类别.如就题材的时代分,可以有历史小说、现代小说;如就作品的语体分,可以有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如就作品的文体分,可以有诗体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章回体小说等;如就所写的内容分,又可以有言情小说、志怪小说,侠义小说、侦探小说等.它们相互之间,在结构特点上虽     

清末民初讽喻联的“言文合一”趋向及意义

清末民初的讽喻性楹联在中国古代讽喻传统的基础上,与白话运动相结合,在音韵、句式、技巧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新变。平仄规则的自由化、句式词汇的白话化、修辞技巧的谐趣化,使得清末民初讽喻联在“形”与“神”双重层面契合了“言文合一”理念,成为“我手写我口”的实践性文体。清末民初讽喻联最直接且最真实地反应了民众的心声,作为强有力的“战斗武器”,于嬉笑怒骂之中,剖析黑暗惨痛之现实。     

“小说”源流与唐传奇的民间口说传统--以“小说”及相关概念为考察中心

唐传奇无疑是来自于前代的文体,该文体获得娱乐精神从而性质发生转变显然有深厚的原因：一是唐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前代“小说”之精神。先秦以来民间就存在着“小说”（说故事以求娱乐）传统,这类故事形成文字后就被收录在“小说”名录之下。唐传奇的产生过程,证明其确实继承了“小说”传统。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     

“传奇体”辨正——兼论裴钅刑《传奇》在神怪小说史上的地位

“传奇体”这一名目 ,出于北宋尹洙之评论《岳阳楼论》,以为它和裴钅刑《传奇》都有“用对语说时景”的特点。后人因此将“传奇”看作唐人小说的文体 ,以区别于以往的“志怪”,既不符合古代小说的实际 ,也缺乏理论的根据。从字面上看 ,“志怪”与“传奇”的含义完全相通 ,二者都是从题材上着眼的。小说史上并不曾形成以“传奇”为名目的独立文体 ,更不宜将它当作一个时代小说的标志。而将“传奇”与“志怪”对立起来 ,在研究中也是很难操作的 ,诸如是“粗陈梗概”还是“篇制宏大”、是“传录舛讹”还是“好意作奇”,其实都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