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的“大心无我”“穷理尽性”的心性功夫论析解1

功夫论是张载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张载心性理论在个人修养、实践层面的落实和体现。张载的心性工夫论是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与《中庸》的“至诚”“、尽性”和《易传》的“穷神知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整合和提升,提出了“大其心”的直觉体认方法。张载的功夫论表现为一个“成性”的修养过程,最终实现“至于命”的最高境界。     

张载“心解”诠释学的理论特质

张载的哲学思想具有原创性,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对张载独特的诠释学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张载的诠释思想集中体现为“心解”二字,“心解”具体表现为“濯去旧见以求新意”的诠释目的,张载以“濯旧求新”的模式实现对孔孟之说的传承,他从观书和求理两个角度强调了求新的必要性,“开昏蒙”是求新的直接目的,朱熹对张载这一诠释目的十分推崇,多次阐释这一思想;张载以“心解则求义自明”为诠释原则,他认为心有“天心”“地心”之别,其中“人心”是张载心论的主体,具有德性之心与知觉之心的二重含义,“心解”中的“解”是“心”的知觉能力,合“德生之知”与“见闻之知”才能“求义自明”,通过“德性之知”收摄“见闻之知”形成“自诚明”,强调宏阔的“天人合一”宇宙意识,建构细密的“致知穷理”的知识理性;以“心解”为基础,共同指向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抱负,可见他的“心解”诠释学既是一种认知性的理论,又是一种指向个体自我修身的实践理论,其从继承性、创造性、延展性方面提升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文化,更是在身心实践上对圣贤意志的体贴与发扬。     

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

孟子对于中国心性哲学的开创 ,主要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模式 ,在孟子看来对于心不在于去认知 ,而在于将自己的内心发挥到极致 ,这样就可以体认本心而知天。张载第一次在心性本体论上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 :心统性情 ,把“情”这一概念置入心性问题的讨论中。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命题 ,提出性为体情为用 ,并在性情之上 ,加上了一个统领主宰 ,即心 ,将孟子的心性之心转换成主体性心的概念     

也论张载的“心统性情”

张载提出的“心统性情”一语经朱熹阐释、发挥后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但张载此语的本意却一直隐而不明。在破除此语是“孤语”的成见后,在张载思想体系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张载“心统性情’’所强调指出的是心包含性情二者。此语是张载心性论的重要命题,与其工夫修养论相关,但不能称其为工夫修养论命题。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张载的佛教观及其启示

从对佛教的认知层面考察张载的佛教观 ,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排斥的。其批判、排斥涉及本体论、心性论、因果论及讲道方式等。在本体论层面 ,张载由“气”的运行状态、“空”的存在形式多样性、“空”的有用性和人生实在性等方面证明“空”的“实有性” ,以否定佛教“万物为幻”之说 ,并由“气化论”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在心性论层面 ,张载批判佛教心性论为“知觉为性”、“灭人本性”、“去人伦之性”、“妄言天性”。这种批判显示出张载复兴儒家实学的宏伟志愿和坚定的道统意识 ,但也反映出他对佛教的偏执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对佛教的误读     

从“已发”到“未发”——李侗对程颐“中和”诠释的转变

“中和”思想源自于《中庸》,因其丰富的心性理论为宋代理学家所重视。北宋学者程颐从“已发未发”的视角对“中和”概念进行重组建构,将其抽象、提升为心性论的高度,并提出了“已发之后求中”的心性理论。而南宋学者李侗将程颐的“中和”概念进一步内化,提出了“未发之前求中”的心性理论,更加突出了“心”的作用。李侗对程颐“中和”思想的全新阐释,在宋代《中庸》的研究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李屏山对张载思想批驳之述评——以《鸣道集说》为中心的探讨

金代学者李屏山的《鸣道集说》从以佛为主、会通儒道的“三教合一”立场出发，对宋儒的辟佛言论给予了反驳。其对张载的批驳主要从“气”与“心”的存在论互应，“尽性至命”与“性情两分”的心性论互应，以及“存顺没宁”与“涅槃寂灭”的价值论互应三方面展开。其说虽未进入张载思想的语境并切中要害，但也体现了理学在与佛学遭遇后的理论争执。而李屏山站在理学之外的角度对理学家辟佛言论的批评，也能为我们了解宋元之间理学思想的发展以及三教关系的演变提供一定的借鉴。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太虚”本体视域下张载天人贯通论新探

张载认为,太虚是气和万物的本体,也即"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理论,认为太虚和气是两个层级的概念。"太虚即气"不能理解为太虚就是气,而要理解为太虚包含气。张载提出天人贯通有两个途径:太虚→气→万物(人);太虚→心(性)→人。张载不仅从客观方面,即物性方面实现了天与人的贯通,更从道德价值层面,也即人的精神层面,实现了天与人的贯通。由此,天与人真正实现了合一。     

论张载神观的哲学解构

神观范畴是张载哲学中重要的一个范畴,它是张载在解析《周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易》中的参伍之变是其中的较为费解的易象,张载就其在其易学专著《横渠易说》中作了一定的解释与发挥。重在赋予其以易理,并予以易学解构,从而构建了其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神观范畴。他认为参伍之变属于参伍之神变,结合“合一不测为神”的思想,张载认为参伍之变主要是体现与渗透“动静合一”与“阴阳不测”。其意义在于明确了气化万物的根据和存神尽性达天人之境的途径,为宋儒学的建构和批判佛老思潮作了有力的回应。      

船山心性论分析

船山创造性地诠释了张载关于“太虚”的观念,提出了“气”本体论,并以“气”本体作为其重新阐释儒学心性论的天道依据,全面阐发了“性”、“心”之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性情论,未发已发说,道心人心说等心性论各个层面的问题。船山对儒学心性论的解释,贯穿着“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以健顺五常之理融合于清通”的主题,突显了儒家传统性善论的主体性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圣学思想。其目的在于,克服宋明理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及其在精神气质上与儒门之正学的张力和偏差,以便回归儒门之正学,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至上地位。     

简论陈献章的“万化我出”说

陈献章提出的“万化我出”说，上承朱熹、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构成宋明理学发展史的重要环节。他认为，心是与道相对而言的主体，心虽离不开身，但具有至上性、主动性。人借助于心与道相通。基此，他提出天人一气、天人一理、天人合德、天人同体等命题，阐发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他认为，天人合一的关键在于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陈献章的人学思想强调自我，强调在道的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任何人都有进入与道同体境界的机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市民倾向     

先秦儒家道德价值内倾性向度发微——由“思无邪”说起

儒家道德价值内倾性向度始于孔子重新诠释"思无邪",立诗教,倡"下学上达"之仁学;而<中庸>进一步将儒家道德价值内倾化,提出了一个由诚至思诚,至诚尽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天人贯通的形上理论架构;孟子最终将其安顿落实于"心",并由内圣外王两方面作了发挥,为宋明理学内在超越之路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特色

为研究张载“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特色,从“知”和“用”两个向度全面考察。研究认为,张载“天人合一”思想既具有精神境界意义,也蕴涵了对社会秩序和自然伦理的诉求,是儒学史上天人之学的重要理论源头,也是今天阐发“天人合一”命题的重要根据。     

张载的大心工夫论

在张载哲学中,心具有客观存在与主观活动、体和用这样的心性两重的辨证结构。张载的大心,就是"复其性"、"复其初"的"心"回复为"性"和"气"的方法,此乃一切工夫的核心。在张载看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正是通过大心实现的万物一体的境界。     

“虚中求出实”：张载“诚”学析论

“诚”是张载“天人合一”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诚”乃“太虚”之“实”,“太虚”之“实”在于“气”。从天道而言,天之“诚”在于“太虚”,“太虚”因是“气之本体”而为实有,万物因“太虚”之“诚”而真实无妄,生生不息;“太虚”虽有“虚”的名义,“实”（“诚”）却是它的本性,张载以“太虚”之“实”对抗佛道之虚妄、空无。从人道而言,“太虚”是价值本原,人类应秉承“太虚”之“诚”性,在体认“性与天道合一”基础上实现“天地之性”;工夫之“诚”在于实行实践,张载主张在躬行礼教、践行仁孝之中体现“诚”的精神。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与儒家价值的正当性都在张载对“诚”的诠释中获得了说明。     

关于张载哲学中“心”的定位问题之我见——以修养工夫论为背景

张载论“心”,重点不在认识论,而主要是把“心”作为落实修养工夫的枢纽。张载修养工夫的学者、大人、圣人三阶段都由“心”贯穿;变化气质、知礼成性、心统性情,大其心,虚心、无心的修养工夫,都离不开“心”。由“心”来觉解太虚本体赋予人的天地之性,通过涵养“心”而体悟“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世界万物一体同源的宇宙意识,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张载论“心”的要义。张载论心有认识论意义,但以“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而定位张载的论“心”是“唯物主义的认识”的结论是不妥的。因为“因物为心”恰恰是张载要克服的,而“无心”却正是圣人修养工夫的目标。     

略论理学心性论的发展

程颐心性论通过"性即理"的命题准确地把握了性的本质,但他对于心的特点以及心性关系的理解则不够准确,这集中反映在"心即性"这一命题之中。朱子的心性论则在继承"性即理"的基础上,强调心的经验性和能动性,并通过"心统性情"说全面地分析了心、性、情三者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朱子对于伊川心性论的某些思想给予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