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环境质量

考察官员更替对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影响及其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是揭示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关键。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地48个城市环境保护部门2015—2017年公布的污染处罚决定书及所处罚的758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利用市委书记和环保局局长更替作为准自然实验,就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失信惩戒的影响进行探讨,并结合官员更替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讨论政治关联的干扰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市委书记更替)提升了对企业的环境失信惩戒,强化了地方政府环保行为,有利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不过,政治关联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政治关联的存在掩盖了部分污染,削弱了官员更替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     

环保考核、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基于2004—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

长期以来,由于官员过度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激励指标,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也愈加严重。随着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以环境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为核心的环保考核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已经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并且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这种作用更加显著。这种考核机制的变化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单位GDP能耗和环境污染水平都将更早地跨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拐点,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景更加乐观。除此之外,地方官员受教育水平和民众受教育水平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营改增”改革、财政压力与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

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环保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营改增”改革后矛盾更加突出。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考核的双重压力,可能会采取压低环保商品的购买价格从而减轻财政负担的做法。基于环保类上市公司2009—2017年的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及连续型DID方法,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上升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营改增”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进而对环保类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中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可以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加快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加强对环保类企业的扶持力度。     

绿色绩效考核与区域环境治理——来自官员更替的证据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牺牲环境以获得短期经济增长,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的建立使得区域环境质量成为决定官员升迁的另一重要因素。通过考察官员更替后的区域环境质量,以2006—2013年我国主要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可检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对新任官员在环境保护和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的影响。研究发现,仅在东部地区,异地调入的新任官员上任后,区域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且法制环境越完善、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这种效应越强。在未来应进一步强调"绿色GDP"在干部晋升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深入落实综合政绩考核机制,激发地方官员治理辖区内污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地方官员政治承诺可信度及其行动逻辑

以2002—2011年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载体进行地方官员政治承诺可信度及其行动逻辑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地方官员政治承诺行为中承诺主题的趋同性和承诺可信度的异质性并存,这揭示了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政策议程设置的相对封闭性和地方官员政治承诺行为的选择性应付策略。研究还发现：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也存在明显的“报喜不报忧”和“好消息及时报”现象;以及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地方官员在其政治承诺行为中超额承诺率和超额完成率显示出独特的变化轨迹与内在逻辑。这些发现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行为特征及其边界的理解,并为进一步验证和充实地方官员趋中行为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区别于以往以“督企”为特征的环保政策,以“督政”为核心的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致力于纠正常规环境治理机制下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以环境处罚力度提升为代表的合规效应是中央环保督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机制,而以政府环保补助为代表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在低行业竞争及督察“回头看”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能够有效缓解以往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问题。因此,在未来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监督,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     

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经济学研究：20年回顾与展望

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走过了超过20年的历程。随着周黎安等经济学者将其提炼为“晋升锦标赛理论”,从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官员晋升角度解释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在此过程中,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考察和争论并未停止,而是不断更新和完善,构成整个研究话题的核心脉络。本文系统性地梳理了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研究成果,强调了经济学者对地方官员激励和竞争理论的不断反思与完善,指出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良好解释能力,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

目的/意义检验地方环境治理绩效对省级党政领导政治晋升的影响,以期窥探环境保护绩效考核制度的激励效应,为进一步优化地方环境治理和干部管理制度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设计/方法考虑多维度的治理绩效,包括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和民生保障等,构建官员晋升的多重影响因素模型,并以1997～2017年发生职务变动的省级党政领导为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论/发现任期内二氧化硫（SO₂）和工业化学需氧量（COD）的减排对省级党政领导的晋升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在2007年之后,SO₂减排的影响大于工业COD减排的影响。地方GDP增长率对官员的晋升几率始终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2007年以后大幅减弱,并且开始小于SO₂减排的影响。因此,以GDP为导向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已经发生显著转变。     

央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行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重污染行业央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整理其高管个人特征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支持政治晋升预期“消极效应”假说,但总经理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显著,说明“一把手”现象在央企较为突出。而且,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越强,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负相关性越显著,表明董事长在面临政治晋升机会时存在“风险规避”倾向;公司上市年限越长,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负向影响越低,表明声誉“软约束”能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政府主导的速度性经济,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地方政府行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最优解与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最优解不一致,地方政府行为越来越接近企业行业,越来越以追求地方政府收入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且GDP增长率增加地方官员获得晋升机会,这种"晋升激励"成为地方政府经济扩张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在制度、知识和劳力等经济发展的其它资源的可得性受到制约的条件下,促使金融资源的投入增加是实现GDP快速增长的捷径,从而使得投资过渡膨胀,加速了通货膨胀。     

二元激励路径下中国环境政策执行——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

环境约束性指标政策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举措,但实际效果学界还存在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环境绩效的改善与"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时期设立的约束性指标政策有关,但也有学者认为约束性指标政策的行政考核对地方政府(官员)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并没有能够改善中国环境绩效。针对这一问题,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42名部—厅—处—科各级别,各部门的官员访谈,建立访谈数据库,并采用CQR共识性编码方法构建了一个二元激励路径下的激励—行为—产出模型,以此阐释中国环境治理领域中官员激励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关系,并揭示约束性指标政策对中国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官员激励存在正式和非正式两类激励,正式激励对地方官员行为意愿和政策绩效影响不显著,非正式激励对地方官员行为意愿和政策绩效较为显著,约束性指标主要通过非正式激励路径影响了地方官员行为意愿,提高中国环境政策执行绩效。本文的主要创新是弥合了学界存在的理论冲突,提出了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模型。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激励与保障性住房供给

地方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主体,其行为偏好决定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水平。在现行财政体制和激励模式下,保障性住房的提供不能有效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晋升的竞争力,使得地方政府供给动力不足。通过构建包含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激励和晋升激励的理论推导模型,在选取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滞后效应,土地财政仍是影响保障性住房供给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改变都正向调节了土地财政对保障性住房供给的负向影响,但该作用受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影响。认为地方政府财事权相匹配及在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中加入保障性住房供给考察因素有利于推进住房体系建设。     

租税互替：地方政府房地产政策选择

经济增长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也是评价各级政府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很多,本文从税收、地租和官员晋升激励三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构建地租和税收互替的理论模型,通过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加以验证,然后引入官员晋升激励,分析政府政策选择对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租、税存在互替性;租、税显著提高要素的产出弹性,却不利于技术进步。官员晋升激励对技术进步显著正的影响。政府无论对租或税采取激励政策都会造成经济的扭曲,税收对经济的扭曲效应轻于地租。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双重激励下的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的博弈分析——以投资支出竞争为例

经济激励下的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竞争的博弈模型和政治激励下的政治锦标赛模型表明,地方政府间的投资支出竞争博弈行为并不只和辖区内的经济利益有关,而且还和嵌入在经济中的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有关。地方政府间利益结构的复杂性导致了地方政府间竞争博弈行为的复杂性。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     

土地财政形成的内在原因分析

土地财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和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体系的影响。基于此,可在委托－－代理的理论框架下,提出包含分税制改革影响和官员晋升锦标赛的分析模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格局的形成。同时,该模型还可解释中央政府试图通过转移支付政策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努力为什么会失效。本研究有助于促使地方政府土地融资走上更加理性和规范的道路。     

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与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

通过建立一个多任务下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模型,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结论认为,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机制下的晋升激励扭曲了地方政府应当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保障的职能,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     

当前我国环保执法的利益阻力及对策探析

论述了我国环境问题呈不断恶化趋势,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现状。分析了环保执法效果不佳、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利益分歧、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合谋、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等影响环保执法有效性的因素。提出了推进税制改革、对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环保扶持、建立环境公民诉讼制度、改变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机制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