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与调节效应检验

文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稳健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TVP-FAVAR模型构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进而以2009—2020年为时间序列,量化我国金融稳定水平,并考察“双支柱”政策对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我国金融稳定指数频繁高低交替,但整体相对平稳,具有抵御外部冲击和维持自身系统稳健的能力;（2）我国金融稳定指数不存在显著的季度特征,但区域金融稳定指数呈箱体波动,空间分布不均衡;（3）货币政策与动态准备金政策的协调配合,对金融稳定指数的调节效果最优。因此,“双支柱”政策工具调节金融稳定指数时,货币政策的运用应结合宏观经济环境与金融风险来源,避免“大水漫灌”式金融震荡;宏观审慎政策的运用要实时寻求政策框架的修正空间;“双支柱”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要结合经济金融环境相机调控,以求营造稳定的金融环境。     

金融稳定目标下非常规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同效应研究

如何有效促进经济稳中求进并严密防范各种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以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现阶段政策部门关注的重点所在。本文在一个包含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纳入家庭住房抵押借款摩擦和银行贷款摩擦,深入探讨非常规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效果,并分别考察了非常规财政政策、信贷类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二者协同调控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非常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降低利差维护金融稳定,但会产生道德风险和效率成本问题;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发挥“抑房价”并弱化住房贷款与非住房贷款之间挤出效应的作用,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协同调控能够有效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实体部门并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对于促进我国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房地产市场波动、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与双支柱调控

房地产市场波动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影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家庭购房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开发商抵押贷款嵌入带有金融中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讨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并评估双支柱调控效果。研究发现：住房偏好冲击驱动房价上涨，拉升银行杠杆，扩张信贷，积累金融风险；一旦风险显现，来自银行内部的金融冲击通过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紧信贷约束，造成经济波动。本文选取两类住房金融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实验，结果表明：最优贷款价值比政策和最优资本充足率政策对房价均可积极调控，但对信贷调控力度存在差异；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家庭福利存在取舍，社会福利通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增进。基于拓展的政策前沿曲线分析可知，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降低顺周期信贷波动减轻了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并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提高了经济和金融稳定性。本文为厘清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传导机制、研判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性以及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了政策启示。     

市场竞争与银行流动性创造——基于分支机构的银行竞争指标构建

市场竞争对于金融稳定是一把“双刃剑”,监管部门为维持银行业稳定需要考虑竞争政策的平衡性问题。充足的流动性创造有助于为经济活动提供资金,促进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而过剩或 缺乏流动性均会迫使银行业陷入困境甚至引发流动性危机。本文使用2003—2017年我国176家商业银行数据,构建了一种新的基于分支机构和引力模型的银行竞争指标,来识别市场竞争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市场竞争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资产端流动性创造的正向影响较大,对负债端流动性创造的影响较小,对资产负债表表外流动性创造没有影响。同时,受到正向影响的主体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性银行和外资银行,对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等全国性银行则没有影响或具有负向影响。上市银行、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处在危机时期、经济繁荣时期或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银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均会创造更多流动性。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市场竞争通过刺激金融创新、提高经营效率和扩大流动性信贷等中介机制促进了银行流动性创造。本文不仅丰富了银行竞争策略的经济效果分析,也为银行流动性创造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     

金融“脱实向虚”背景下双支柱调控框架构建与政策协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无序发展造成金融体系“脱实向虚”问题愈发严重,传统信贷渠道受阻,社会融资出现结构性失衡。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强化影子银行监管并创设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的同时定向支持实体经济扩大信贷融资,双管齐下破解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本文将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影子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纳入双支柱调控框架,分析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效应与可行的政策搭配。研究发现,传统的信贷监管与总量货币政策容易诱发监管套利行为,难以实现精准调控。相较而言,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定向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成本,疏通信贷渠道,推动金融“向实”;影子银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限制影子银行盲目扩张,促进金融“脱虚”。进一步研究表明,两类政策具有叠加效应,可以形成较好的政策合力。此外,有效识别影子银行底层资产风险可以通过风险渠道抑制影子银行逆周期扩张,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达成更好的政策效果。本文研究为双支柱相关政策边界拓展与政策协调搭配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与建议。     

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TVP-VAR-SV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影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TVP-VAR-SV模型检验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分析在数字金融监管强度差异下该动态关系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以及数字金融对宏观风险收益率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紧缩型货币政策促进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体系单位风险效益。进一步，本文从规范数字金融市场发展，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强化数字金融市场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高发、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当务之急。构建了一个包括金融中介部门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K-DSGE),利用1995Q1—2021Q4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者价格指数对相关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以全要素生产率冲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以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作为外部冲击,探讨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分析了基础泰勒规则和宏观审慎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控效果。研究表明：(1)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会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与上升,影响金融稳定;(2)以信贷市场流动性和银行杠杆率为信号源的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在应对货币政策冲击时表现较好,能够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政策目标;(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带来产出、投资等的减少,加剧经济系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可以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所诱发的波动。     

中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及其领先能力分析

首次在将金融稳定的内涵界定为金融系统具备"正常履行其经济职能的能力"和"抵御一定冲击的能力"的基础上,构建中国金融稳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测算了2003年第二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间的中国金融稳定指数。使用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计量模型赋权法,对得到的指数进行领先能力分析。结果显示,此指数不仅能够良好地反映中国金融稳定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具有很好的领先能力。其领先GDP指数、宏观先行合成指数、宏观一致合成指数、宏观滞后合成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期数分别为4.68、3.37、5.19、6.27、4.84个季度,经检验该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金融市场间的流动性协同运动？——基于中国金融周期的视角

金融市场间流动性出现高协同运动是发生危机传染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针对流动性动态联动效应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市场数据测算了2003-2018年间我国股市、债市流动性，并对Colacito等（2011）的混频数据抽样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DCC-MIDAS）进行了扩展，同时从金融周期视角出发，运用扩展后的模型考察了经济不确定性在不同时间区间内对于流动性波动率和相关性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单因子混频模型，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多因子混频模型可以更好地捕捉我国股债两市相关性的动态变化；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降低股债两市流动性的正相关性，但这一作用效果会在金融周期的拐点处转为加强两者的正相关性。本文不仅为讨论股债两市联动效应提供了流动性的新视角，也为金融市场风险监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对浙江的影响及建议

摘要：金融改革是上海设立自贸区的最大亮．董。本文分析了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对浙江的“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指出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对浙江的影响总体是机遇大于挑战，受益大于冲击，并提出加大温州金改设立民营银行的争取力度、大力推进浙江省长三角金融后台基地等金融大平台建设等建议。     

Do Central Bank Liquidity Facilities Affect Interbank Lending Rates?

In respons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at started in August 2007, central banks provided extraordinary amounts of liquidity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entral bank liquidity facilities on term interbank lending rates near the start of the crisis, we estimate a six-factor arbitrage-free model of U.S. Treasury yields, financial corporate bond yields, and term interbank rates. This model can account for fluctuations in the term structure of credit and liquidity spreads observed in the data. A significant shift in model estimates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liquidity facilities suggests that these central bank actions did help lower the liquidity premium in term interbank rates.     

基于三维责任视角的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再核算

自控制全球变暖、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国际共识以来,“碳排放责任核算”问题迅速成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热点议题。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晋、陕、蒙等资源型省份为阐述重点,立足于自主编制的特色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借助MRIO分析方法,基于“生产者责任”、“消费者责任”和“收入者责任”三维责任视角的碳排放责任界定模型,重新核算了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并对比分析了三维视角下各省人均、地均、部门排放量和碳强度水平,为进一步科学合理界定中国分省碳排放责任、向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贡献国内省际责任分解的“中国方案”提供技术支撑。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类型省市在三维责任视角下应承担的减排责任差异较大,经济中心京津冀三省市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排放量高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的排放量,而其主要资源支撑省份晋陕蒙三省则恰好相反;“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各省市排放量（除河北省外）均高于“生产者责任”视角排放和“消费者责任”视角排放;各省人均排放量、地均排放量和碳强度指标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关键部门在三维视角下排放量的差异特征是形成各省市承担不同排放责任的主要原因,“收入者责任”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供给型省份应承担的碳排放量。本文据此提出中国在未来分省碳排放责任界定时要综合考虑各类视角、针对仅采用一种视角核算的弊端须作出前瞻性政策安排等建议。     

预期引导、政策冲击与股市波动——基于文本分析法的异质性诊断

防范股票市场异常波动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关键一环。货币政策实践中,预期引导与政策冲击对股市波动的实际影响和传导机制迥然不同。现有文献对两者之于股票市场波动 的异质性影响多有讨论,但分歧明显。基于2005年到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货币政策大事记》,本文分别构建表征货币政策预期引导强度和实际操作频度的代理变量,对上述指标之于同期A股市场主要行业指数的波动性影响做了多维诊断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引导效应和政策冲击效应对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预期引导有助于平抑市场波动,而频繁调控则会放大股市波动。第二,预期引导的明确性会制约其对股市波动的平缓作用,货币调控意愿的表达越明确,越有助于平抑股票市场波动;而更坚决的“严厉型”表述比态度相对温和的“温和型”表述能够更显著地平抑股票市场波动。第三,实际操作频度对股市波动的放大作用受制于具体调控方向,宽松型调控的频率上升仅会小幅放大股市波动,而紧缩型货币调控则会大幅抬升股市波动性。由此,从平抑股市异常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强化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比相机抉择的频繁调控更为重要;在预期引导过程中,应当增强调控意愿表达的明确性和坚决性,以限制其对金融市场运行带来的扰动。     

脱实向虚和金融强监管对金融实体行业间极端风险关联的影响

随着金融机构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和部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的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对于极端风险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故此,本文首先基于行业指数日度数据与五分钟高频数据测算行业风险价值,其次利用Elastic-Net-VHAR模型构建金融实体极端风险网络进行动态演化分析,最后研究实体与金融行业间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第一,基于横截面维度,材料和工业行业在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金融行业的风险净溢出水平为负;第二,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开启后,网络整体密度明显下降,实体行业对金融行业风险输出水平降低,而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风险输出水平略有提升;第三,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实体行业“脱实向虚” 程度显著提升了实体与金融行业之间双向风险溢出水平,并且在金融强监管与双向风险溢出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根据上述结论,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推进金融强监管政策,注意金融监管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之间的配合,还应特别重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规模进行严格监控,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     

财务柔性能力与中国上市公司持续性创新——兼论协调创新效应与自适应效应

基于财务柔性组织理论,本文利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类公司微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财务柔性能力对持续性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财务柔性对持续性创新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本文探讨了财务柔性可能存在的“协调创新效应”和“自适应效应”两种机制。协调创新效应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储备的财务柔性能力能有效协调内外部资源,释放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从而正向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检验结果还显示,企业主动地调节财务柔性储备,能够在不同维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下发挥“自适应效应”,助力企业实现持续创新的目标。总体而言,本文结论改善了企业断点式或阶段式的创新投入方式,切实提升了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质量,对`实现我国创新“量质平衡”有重要意义。     

银行业“松绑”与企业“走出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中国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直是金融发展的重要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的结构出现了重大变革,银行业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关于银行业竞争的经济效应存在“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两个假说,本文尝试在银行准入管制放松政策的背景下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情境下,利用匹配的微观层面数据来实证检验以上的假说,主要得到以下几个结论:首先,银行业“松绑”有助于企业“走出去”; 其次,采取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应对样本选择问题, 并用工具变量方法应对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最后,银行业“松绑”引起的融资成本下降是银行业“松绑”影响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企业“走出去”的分析结果也支持了中国情境下银行业“松绑”的“市场势力假说”。本文的研究为银行业改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并验证了中国情境下银行业“松绑”的“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经济效应,对更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货币国际化、金融稳定与储备需求

本文基于央行应对银行挤兑，卖出储备干预外汇市场维持固定汇率的理论模型，提出货币国际化、金融稳定和外汇储备需求规模变动的实证检验假设，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发现，与外汇储备的进口交易需求相比，当前金融稳定动机更能解释处于动态转变过程中的外汇储备规模需求；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越高，出于金融稳定动机的储备规模需求越小；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储备规模在1993-2001年经历了从进口交易需求到金融稳定需求的转型；国际货币发行国储备规模则主要由金融稳定因素驱动。金融危机前后，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金融稳定驱动因素更加明显。因此，适度规模外汇储备有助于金融稳定，金融稳定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经济实力增长有助于顺利实施货币国际化进程。而货币高度国际化后，将会逐步减少外汇储备的金融稳定需求。     

中国金融风险周期监测与央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果识别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并基于动态模型平均法测度了金融子系统变量的时变权重,通过加权计算得到我国金融风险周期指数（FRI）。然后改进构建了分区制货币政策模型系统,并采用逻辑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LST-VAR）研究了高低区制下,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在此基础上,设计并测度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两区制特征,样本区间内FRI大多时期处于低风险区制,而高风险区制的时间段与国内外重大金融风险事件相吻合。两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均有利于抑制金融风险及其波动,且在高风险区制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对于货币政策时滞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风险的抑制作用大于价格型货币政策,但2008、2012和2015年三个高金融风险期的时滞效应均较小。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