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开放、宽容地面对——也谈“消费社会”与文学走向

受“消费”的社会风尚影响 ,国内文学在一些方面正表现出与之相应的创作和审美动向 ,这是现实文化土壤滋生出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格局 ,文学也必将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一元化的局面不会再有恢复。因此 ,我们必须以现实的态度 ,开放、宽容地思考和面对“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     

寻根文学在新时期的叙事性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试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真实观──兼及与传统文学的联系

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在“反传统”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暂且不论这种“反传统”是否言过其实．但它调实有许多与传统文学通然不同的艺术特征．它的新颖性是人所共知的，因为，它的出现，伴随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的崛起。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艺术的把握，或者说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的评判。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丈学必须“真实地后映生活”这一创作原则的否定。我们承认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但这并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反映”，更不是机械的反映，而是审美的反映。既然文学是“反映”，就必然有一个真实性问题，因为“真…     

谁来记忆今天——与剧作家白雪生的对话

主持人语：白雪生是当代辽宁作家里的“杂家”,创作体裁、范围非常广泛：涉及话剧、广播剧、电视剧剧本创作,辞赋创作,歌词创作,散文创作;兼及文学评论和民俗研究。创作题材也相当广泛：历史的、现实的,同时也是各种体裁文学创作获奖专业户。涉猎之广、范围之杂,也属于当代辽宁作家里的“另类”。他的所有体裁的作品都呈显着历史的厚重与斑斓、挽携着时代的韵律与风流的风格特征。话剧《张鸣岐》反映现实,电视评书《辽沈战役》书写历史,诗词歌赋表达风土人情与个人情怀,这些都凝聚着作者的“文学介入现实”创作观念。一个作家不仅要关注、思考历史与传统,更要关注、参与现实与民生,这是白雪生创作的原动力,也是其作品的文学理念。     

守成与流变──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征论

华人的每一次迁移，都伴随着华族文化的迁徙。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它守成着中华文化的“根”，显现出浓烈的“文化乡愁”色彩；另一方面它又经历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文化心态的流变。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土壤”和“地理环境”里生根、开花、结果，需要一定的创作时间和文化空间     

浅析雅俗观在设计创作中的体现

“雅”文化与“俗”文化是组成我国传统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雅俗的观念一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间艺术的繁荣而进行着转变。雅俗观通过具体艺术元素的表现同样也体现在设计创作之中。正确地看待雅与俗在设计创作中的体现,它应当是设计师对民族文化理解后的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雅”文化与“俗”文化在设计中所起的作用都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在设计中体现文化内涵,追求“雅俗共赏”。     

地方性消费：一个新的消费文化研究视角——概念的提出及其民俗学意义

文章认为,消费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它也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地方性消费”受惠于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指的是具有特定消费惯习的文化主体是怎样以自身持有的地方性消费知识去经营物质生活中的各类消费。地方性消费生活是生态结构与历史进程的文化产物,同时也不断地进行着对地方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作为了解地方民众文化图式的独特视角,地方性消费研究是民俗学范畴内的重要课题。     

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浅析余华创作的精神取向

先锋后文学时期，曾经“冷酷无比”的余华也开始充满了动人的温情，与此同时，他的创作也转入对现世人生的密切关注，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小人物的脉脉温情。有人说，先锋时期的余华是血里流着“冰渣子”，他的零度叙事让他完全置身事外，缺乏对这个世界应有的起码关怀。实则不然。应该说余华的小说创作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不管它是潜藏在冷静背后还是彰显出来，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乌金文学奖”社会价值论

“乌金文学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纯粹的文学奖项，它的延承发展与煤矿建设与煤矿文化紧密相关，它追求与实现的不是形而上的思想、艺术层面至上的尖峰境界，而更多是关注现实大地上煤矿人的生产、生活。乌金文学奖评选表现出在精神的文化探寻与现实的“载道”意义之间很独特的结合。从煤矿与文学两个领域对其社会价值进行论述：构成并推动煤矿系统文化建设，促进煤矿人本安全文化氛围养成；发展煤矿文学，推出优秀作家，拓展中国文学的创作疆域。     

都市困境与新文学的“怀乡病”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它曾追随思想启蒙而对乡土文化展开过猛烈的批判,也曾因创作主体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困境,而表现出“思乡”与“想家”的怀旧情绪。由“批判”到“怀乡”再到精神“返乡”,它反映的是新文学作家对于“西化”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对于几千年来乡土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理解。故“怀乡病”并不是一种“怀旧情绪”,而是一种自觉去守望精神家园的使命意识。它以文化遗传因素为连接纽带,集中体现着新文学作家的文化自信心。     

谈当前"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不同旨趣

当前,“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将它与西方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混同。实际上,我国当前的“文化诗学”立足于我国的文学现实,既注重文学内部研究,也重视文学外部研究,追求文学诗意的王国;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旨趣却指向文化政治权力。     

从素材选择看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表现——以现代岭南小说为例

20世纪以来,岭南小说通过边缘性素材对地方风物、家族人事方面进行密集书写,展示了“岭南制造”特殊印记,文学再现了岭南地区文化特质,形象展示出岭南地方性文学经验的重要内容。对地方文学素材取舍的考察有助于分析边缘性文学如何成为主流文学的补充,揭示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的塑型作用。     

距离的美学--姚明祥文学创作论

当“先锋”和“前卫”的声浪此起彼伏时 ,姚明祥以直面现实和平民姿态而始终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社会和读者永远需要文学的写实形态和平民姿态。姚明祥的坚韧和执着 ,证明着他的一种远见。这是姚明祥诗学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土家族作家 ,姚明祥在彰显文学的民族性方面 ,也是引人注目的。姚明祥创作的民族性特色 ,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执著于对本土 (民族 )文化的开发利用 ;发掘与表现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     

中西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文学“人学”主题的演变——对一个当代性文学思潮的历史扫描

改革开放30年,当代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而“人学”思潮始终是导引文学进行这一运演的主流形态,“人的觉醒”与“人的文学”既是五四文学未竟的主题,也是新时期文学在一个新的文化起点上掀起的一次对于未来中国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文化革命,作为一个具有不断再生功能的永恒主题,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思潮以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历史与现实、超越他者与自身的方式完成了它沟通历史、链接世界的文化使命。     

中华文化背景下的香港作家

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广阔无垠，厚重深邃，藉此在共同文化根基的土壤上滋生出来的香港文学也可称得上是卷帙浩繁、群星璀璨。即使当香港这颗“东方之珠”蒙上一层厚厚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尘埃时，香港作家那种杂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与深沉的历史忧患意识的复杂情感，却依然能厚积薄发。从曲高和寡的现代小说创一纸风行的武侠言情，都无不烙上了较为鲜明的“中国印”。本文就试从香港小说创作的粗略轮廓去观照处在不同时期，不同创作状态下真诚于大中国文化的香港作家，以求获得香港文学的“中国性”的一般认识。继往开来的现实关怀香港…     

蚕女故事与中国式“原罪”原型

蚕女故事作为一则寓言体民间传说,是一篇根据经验联想和视觉联想而虚构的文学文本,它包含着故事创作时代的文化因子。从生活层面、文学层面和道德层面看,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一个文学母题：即对征夫和思妇感情世界进行探索的动机。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式“原罪”的原型：蚕女因犯有居家不织、因情而动、背信弃义三大罪行,从而导致了“女化为蚕”、永远纺织的必然结局。     

《西游记》——原型批评的一个实验

倘若问及文学为什么会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能深深地打动世世代代人的心灵?回答是文学中包含了能够引起人久远共鸣的某种普遍原则,诚如万有引力定律之于自然万物,理念之于现实世界。人先天地遗传着“种族记忆”文学从它的渊源和流变中也秉承了类的文化符号,潜藏着无限的“原型”意象。     

三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的历史透视

０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突出现象，一是左翼文艺运动给儿童文学注入新鲜血液，二是张天翼创作的三部长篇童话把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三是伴随着“科学救国”的思潮出现了科学文艺创作热。３０年代的儿童文学体现出进一步强化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进程的倾向，并注入了“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但也有某种图式化而缺乏审美化的现象     

文学背景、文学语言与文学风格——普列姆昌德创作散论

毫无疑问,以语言做为创作材料的文学艺术,受着它所运用的语言的影响与制约。而语言的发育则不仅取决于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语言环境,也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之学作家的活动息息相关,正象德国著名学者J·G·V·赫尔德所说的:“文学与语言彼此互相影响;文学在语言中发展,而语言则在文学中发展。”①语言衰落了,它的文学也就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