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中的国家整合与地方性知识

本文主要讨论了教育领域中的国家整合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民族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滕星教授提出,民族教育应将国家整合的教育内容与民族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使得民族教育更加切合实际,这有利于民族地区教育"普初"、"普九"目标的实现.     

“地方性”与北方文学研究

从"地方性"视域而言,北方文学是地方性生活、地方性知识的文学表征和叙事形态与北方文化相关的事物、人、行为和情感有着内在关联,并结合形成意义体系,表达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展现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精神趋向;全球化历史语境中,"地方性叙事"对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融入世界文学潮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民间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国家化”实践

近年来,民间文化正以"遗产化"的形式被建构成一种新的人文资源。在"遗产化"进程中地方文化正在向"国家遗产"转变。该现象已引起学界的讨论,其主题集中于民间文化与文化遗产的关系问题,但较少涉及遗产的地方属性与"国家化"的实践。从端砚文化个案来讲,国家遗产的身份强化了政府管理与遗产的关系,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遗产与地方的内在关联;同时,国家遗产的管理与地方社会的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自上而下"的保护理念在地方社会不仅遭遇一定的尴尬,而且难以促成文化持有者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因此,引导文化持有者的广泛参与、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将是今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朔方》与新时期宁夏文学——兼论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

作为宁夏唯一的省级文学期刊,《朔方》参与建构且见证了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展历程。通过对《朔方》的行政归属、功能定位、历史变迁和三次重要改版的梳理,可以看出,《朔方》在竭力扶植本地作家、构建特色地域文化、规划文学展开方向这三个方面有效地介入了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生。在此意义上,理解新时期宁夏文学,需要从发掘入手,以整理为纲,通过地方性文学史料的多元化,拓宽宁夏文学的研究视野,呈现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人民文学”的观念嬗变及当代价值

"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观的理论创新,是有别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新的创作导向。通过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人民文学观的生成和发展,进一步揭橥人民文学观的当代价值。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提出,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文艺发展的需求,更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西部文学”的发现与敞亮

从文化发生学来考察,“西部文学”的发现体现出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的特性,是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本世纪以来,“西部文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阶段,与资本、权力和意识形态体系形成种种互文关系。“西部文学”包含了多层面、多向度、多级差的地理、民族、宗教、生活方式、文学想象内涵,它的敞亮有待于对其进行细致地分割与剖析,而考察西部文学中所体现的地区体验和民族文化积淀,以及它对不同群落、民族、阶层、性别、信仰的人们的意义是研究者应该关注的重点。     

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世界文学”的历史解读

"世界文学"是一个形成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的概念.它表征为一种民族文学间的精神分工、世界化功能、交流互换等的关系运动,并受到民族文学内部各要素结构关系的制约.它的性质依各民族文学的动机与方式不同而不同,其影响有积极也有消极的方面.比较文学研究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操作原则.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问题

"地方性"研究可以将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研究推向深入。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中的地方性与地域性、民族性紧密相连又超越了二者;地方性与现代性既相互对抗又相互补充。地方性要求研究者应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理解乃至认同特定文化形成的具体情境及其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立场与视域。研究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应有批判精神并警惕过度阐释。     

中国左翼文学的嬗变与新的文学格局的形成

1927-1937年间的中国左翼文学在发难与演进过程中发生了嬗变:它开启了一条文学的实用之路并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它从"大众化"和"化大众"入手,旨在建构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相匹配的文化系统、美学维度和道德体系,这带来了一种文学的新格局;它形成了半皈依于政治的文学思潮,并"重塑"了一些极为强悍的"新文体"。左翼文学思潮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思想转型期中最重要的一种文学思潮,它的历史光影和当下意义依然存在。     

“抒情的文学”与“叙事的文学”——王国维文学类型二分法之探究

在中国文学的观念和理论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进程中,就文学类型的划分而言,王国维将文学分为“抒情的文学”和“叙事的文学”两大类型,这与西方盛行的三分法明显不同。王国维的二分法既表现出清末文学思想激变中的某些共性特征,更体现出所受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美学观念的深刻影响,但其中仍包含着独特的个人的体悟和创见。虽然在其二分法中有着一定的源于时代和个人的认识偏颇和局限,但王国维随后即进行了反省和纠偏。王国维的文学类型二分法的理论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叙美派”文学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

"叙美派"文学是阿拉伯文学中的一个特殊流派,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它拥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叙美派"文学对阿拉伯传统文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还成功地将东西方文学融合为一体,从而展现出阿拉伯文学的独特魅力。     

从素材选择看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表现——以现代岭南小说为例

20世纪以来,岭南小说通过边缘性素材对地方风物、家族人事方面进行密集书写,展示了“岭南制造”特殊印记,文学再现了岭南地区文化特质,形象展示出岭南地方性文学经验的重要内容。对地方文学素材取舍的考察有助于分析边缘性文学如何成为主流文学的补充,揭示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的塑型作用。     

从素材选择看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表现——以现代岭南小说为例

20世纪以来,岭南小说通过边缘性素材对地方风物、家族人事方面进行密集书写,展示了"岭南制造"特殊印记,文学再现了岭南地区文化特质,形象展示出岭南地方性文学经验的重要内容。对地方文学素材取舍的考察有助于分析边缘性文学如何成为主流文学的补充,揭示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的塑型作用。     

从唐五代湖南文学看古代地域文学的二重性

唐五代时期的湖南文学集中体现了古代地域文学的二重性:既由于区域的封闭性而使自身带有突出的地域性,也因交通的开启而得以与主流文学时时保持着共通性。研究此种二重性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地域文学的形成历程及自身特征。     

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与民族的现代发展——以纳西族为例

各民族在生存、延续和发展的过程中积淀和传承下来的地方性知识是对主流知识体系的补充,它既能满足各民族根源性认同的需要,又是各民族实现当代可持续发展的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同时也能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多样性的民族文化蕴涵着民族发展的动力,也是使人类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缘由.在全球化的资源博弈中,民族地方性知识可以转化为其参与全球化资源博弈的文化资本,是各民族探求多样性发展道路和现实生存方式的立足点之一.     

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话语与文学中的女性想象

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的神话.于此语境,文学作为"民族共同体"最主要的想象方式,也得到了一种同质性的运作和理解.本文即以清末民初思想历史层面的民族国家话语为参照,来探讨此期文学创作的女性想象问题,分析这些文学在认同思想历史的民族国家话语时,又是如何通过艺术拟构来丰富和参与该话语的建构的.     

论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嬗变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我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成分就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在传统意义上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大众文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渗透到社会各界人们的思想当中。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自然也会发生一定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文学内容与形式上面，还体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传播这一层面上来。     

抗战初期广州的文学场域与文学生产——兼论抗战文学的地域性和流动性

抗战初期的广州作为国统区乃至全国的抗战文学重镇,通过特定地域的文化生产场域营构,体现出地理空间之于文学生态建设的作用机制。南迁文化人与华南本土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和办刊办报等多重文学实践共同进行广州抗战文学生产,体现出时代整体性文学思潮对特定地域文学演进的作用轨迹,以及地域文学对文学主流的反作用力,呈现出文学地域性和流动性之间互涉互渗的系统动力学关系。     

“文学研究与跨文化思辨”专题

<正>主持人语:1848年,针对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交流、彼此影响日趋频繁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种"世界的文学"孕育出比较文学。较文学倡导跨越性视界,使人们对文学的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本栏目的三篇论文便是从跨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