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创新与产业政策选择：基于政策工具组合视角

文章选取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数字经济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政策工具组合视角来考察促进数字创新的产业政策实践问题。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对数字创新存在显著影响，其均能促进数字创新，但两者的组合实施与预期的目标政策结果存在差异，政策工具的组合实施导致了挤出和替代效应。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存在寻租行为，证实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将获得的补贴全部用于创新研发。进一步地，考察了政策工具组合对数字创新存在的行业、空间、规模异质性影响。     

政府创新政策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归纳企业年报中政府补贴部分的创新关键词，精确科学地度量政府创新补贴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两类政府创新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对数字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呈现U型效应，而税收优惠政策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效应。交叉效应结果表明，两类政策工具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形成相互抑制的效应。渠道机制表明，政府创新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市场对数字企业的正面预期，缓解数字企业融资约束同时提升数字企业价值，从而影响数字企业创新活动。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数字企业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为我国政府创新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理论参考。     

吸收能力、生命周期及研发财税支持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引入吸收能力和企业生命周期作为研发财税支持影响创新绩效的调节变量,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取102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测量量表信度和效度,采用层级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各项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1)研发财税支持与生命周期匹配,显著影响创新绩效;其中,政府补贴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的创新绩效(效率)的激励效应最显著;研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研发加计扣除优惠)对生命周期各阶段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效果的激励效应都显著,并且对成熟期企业的创新绩效影响更显著;(2)吸收能力与研发收益税收优惠(所得税率优惠)匹配后,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效率和效果.     

地方产业政策、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

文章采用地方政府发布的“五年规划”中的政策文本,通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研发补贴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策略性创新中。与国有企业相比,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补贴在地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外部环境、企业创新与政府补贴

文章以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刻画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状况，基于2010—2015年我国473家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创新质量及创新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产权保护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在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环境下，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但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但会显著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风险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容易加剧企业创新风险；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补贴资金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此外，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低于或等于32.5%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当其高于67.7%时，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规避创新风险...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二者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混合技术创新,实质性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强,这种差别来源于数字经济对不同创新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理论，文章利用2012—2020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双元创新能力与制度环境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力均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制度环境能够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关系起到有效调节作用，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赋能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检验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关系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结构、产业效率理论，利用2013—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共同富裕；改善就业环境、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就业能力、提升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机制渠道；提高企业补助和行业准入门槛可以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并促进共同富裕。     

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文章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禀赋、信息技术水平在两者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据此，应从加速数据开放进程、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环境三个方面予以改进。     

企业信息化对企业竞争力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文章构建了企业信息化、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市场能力、企业竞争力的之间的影响关系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信息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来影响市场能力,进而通过市场能力来影响企业竞争力;管理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对企业竞争力有直接影响,而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竞争力不存在直接影响。     

政府税收激励主导下的创新成功扩散——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调查

自主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是推动自主创新所支付的代价之一,那么,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税式支出规模究竟有多大、效果如何就是衡量政府推动自主创新的公共政策之实际效率所必不可少的评判标准。关于税收优惠促进企业R&D的效果,程华借鉴国外的实证分析指出,短期来看税收优惠的价格弹性小于1,长期弹性接近1,肯定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程华,2006);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在专题研究中也证实税收优惠政策对浙江省企业研发支出有激励作用,但2003年税收科技减免的幅度偏小(浙江省科协,20…     

政府审计、代理冲突与技术创新绩效

文章以我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基于代理冲突的视角实证研究了政府审计对国企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的揭示、抵御和预防效力均能提升该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在研究其影响的传导路径后发现,政府审计能够通过有效降低企业的代理冲突,从而促进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考虑到政府审计的外部治理效力可能受到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进一步基于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进行了分组研究,发现在公司内部治理较差、非效率投资较多的企业,政府审计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于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文章选取2009—202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尽管存在“寻补贴”与逆向选择现象,但并非中小企业主流行为;总体而言,融资约束显著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面临的创新环境较好的企业,其融资约束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明显。     

重点产业政策对出口再分配的影响

基于2000-2013年海关数据与各省份五年规划数据,本文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出口再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支持会引致产品维度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出口再分配;产品市场获得支持会吸引潜在出口商参与出口、争夺市场份额,也会吸引在位出口商将部分业务转移到获得政策支持的行业、进行业务试探;同时,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会加速淘汰竞争力较差的中小企业,促进产品维度新旧企业的更新换代。进一步,本文通过对比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动态,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平均单价与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支持会降低出口市场的准入门槛,导致更多的低价低质企业进入市场。可见,适度的政策支持有助于产品市场内企业的更新换代,激发市场活力;但政策的制定必须兼顾企业更新换代过程中的质量攀升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对出口再分配的优化作用,推动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营商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

文章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研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对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利用2013—2020年A股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营商环境优化与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产权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非国有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营商环境优化的正向影响效应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     

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融结合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企业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衡量产融结合,选择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中间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产融结合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强化了这种作用;政府补贴对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亦有积极作用;相比非绝对控股,绝对控股金融企业显著增强了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企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有助于促进其研发创新,产融结合的效应更优。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双元创新理论,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够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制度环境可以起到有效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首要力量,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中国企业实现向数字化转变,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文章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其路径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即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强度就越大,技术创新产出水平也就越高;（2）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中尤为突出。     

政府数据开放、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数据作为新时代数字技术与国民生活深度交融的产物,已经成为极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生产要素,具有极大的创新潜能。近年来,随着政府数据开放的有序稳步推进,政府开放数据背后隐藏的潜能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乃至社会价值的创造都有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2018—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对企业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地推动企业创新,在进行估计方法、变量测度、样本敏感性以及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提高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对中西部地区、高科技行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