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代际传递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鉴于贫困代际传递存在的事实,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结合有序Logit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贫困代际传递居民幸福感的Likert值低于非贫困居民,贫困代际传递显著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贫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贫困代际传递可以通过影响居民对社会公平、阶层流动机会和社会信任的感知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也会通过影响情绪,进一步调节个体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     

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分析

本文运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原代码数据,以湖北省为例,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农民工流动的代际差异特征,即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流动动因、受教育程度及行职业结构方面都呈现出了较大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更具有新时期城市产业工人的特征,正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因此,我国应逐步建成完全平等的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及其相关的调节机制和配套制度.     

工作条件、工资补偿与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测量

鉴于工资既是对劳动者生产率贡献的支付同时又是对劳动者承受负面工作条件的补偿这一复杂性,鉴于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城乡两类劳动者在艰苦危险程度不等岗位上分布的显著差异性,依据调查工资的城乡差异来测量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分割的程度可能不尽客观。本文关注岗位的工作条件及其工资补偿,依据两类劳动者的可比工资差异观察城乡分割状态。研究发现：在绝对意义上,无论城镇工还是农民工,艰苦危险的工作条件未能带来显著更高的工资正效应;但相对于城镇工,农民工的工资中包含了更多的基于艰苦危险工作条件的岗位补偿部分;在岗位补偿可比口径下,城乡劳动者的工资差异显著大于调查工资口径下的工资差异。以此判断,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以负面工作条件补偿不足为形式的隐性分割,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哪些最为艰苦和危险的工作岗位上,城乡劳动者看似基本一致的工资水平并不代表农民工获得了平等的生产率回报。     

基于面板数据的公务员工资溢出效应研究

为了考察中国公务员工资的增长是否会对本地其它行业工资产生溢出效应,以及这种溢出效应的大小在不同的行业类别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利用中国31个省份在2003-2014年的有关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尽力消除公共部门工资和私人部门工资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和影响,估计了中国公务员工资增长对本地其它非公共部门行业工资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公务员工资每增加1%,会带来其它行业工资约0.741%的上升,其中对劳动力流动性较大以及与公共部门关联较密切行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较大。此外,中国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在不同的省份之间存在区域差异,东部省份公务员工资的溢出效应大于西部省份。     

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

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结合1999-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年鉴数据,运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的计量方法,研究了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我国213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8个制造业行业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集聚效应对于不同行业企业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大城市拥有更强的集聚效应;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小城市拥有更强的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推动产业集聚,优化产业布局能提高企业效率;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加快市场化进程,则能发挥城市中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工资差异变动的分解

使用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提供的工资横截面数据,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在分位数回归的基础上,分别以总样本、东部样本和中西部样本,对1989—2006年、1989—1997年和1997—2006年三个时间段的工资差异的变动进行分解,研究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解释变量的结构效应小于解释变量的价格效应;在方向上,结构效应与工资差异变动的方向相反,而价格效应与工资差异变动方向相同;工资差异的变动无论是结构效应引起的还是价格效应引起的,都主要发生在工资分布的低端;作为重要解释变量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引起的工资差异变动,主要发生在工资分布的高端;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样本下,解释变量对工资差异变动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住房价格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分析

文章基于省级、地市级和企业微观三个层面的数据系统分析了房价上涨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会通过成本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由于工资粘性和企业的策略性行为使得这种负面影响具有较大的滞后性.住房价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呈现倒U型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的出现使得当住房价格上涨到一定幅度时,新的刺激房市政策会被住房价格对增长的负面影响所抵消而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企业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及其启示

文章以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平均扶贫投入对个体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我国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存在行业同群效应。参与产业扶贫对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社会责任敏感性行业则对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此外,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存在异质性,上市时间超过3年、规模大和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更显著。     

基于倾向分匹配法的农民工培训收入效应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基于2006年吉林省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分匹配法对农民工的培训收入效应进行估算.研究结果表明:培训对农民工的收入确实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其中职前培训的增收效果明显高于在职培训.横截面估计和OLS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同时通过比较不同方法中的受试组和参照组个体统计特征发现,倾向分匹配法中参照组的个体统计特征更接近于受试组,亦即基于倾向分匹配法获得的估计结果更接近于随机实验结果.     

新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半对数模型回归结果,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两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第一,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及收入差距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主要受人力资本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很小;第二,人力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作用方式不同,体现在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更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     

工资与物价会螺旋波动吗？

VECM模型分析表明,我国工资与物价间存在明显的螺旋波动关系。将工资进一步分解为城镇劳动力工资和农民工工资后发现,这一螺旋关系是由城镇劳动力工资与物价之间的直接螺旋关系以及农民工工资与物价之间的间接螺旋关系组合而成的。城镇劳动力的工资波动会对物价构成直接压力,而农民工工资波动会通过城镇劳动力工资对物价构成间接压力。文章进一步从二元就业制度下劳动供给机制扭曲的角度分析了两类螺旋关系的原因。     

职业技能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6 704个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数据,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纠正以往模型未能有效解决的样本自我选择偏误问题,测算职业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在充分保证匹配质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日均工资因为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而增加3.157元到3.484元,月工资增幅大约为5.9%。这说明中国实施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职业技能培训对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在进行新一轮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设计时,应该更多关注这类群体。     

连续群组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与应用

Oaxaca-Blinder分解为两个群组间工资差异的定量分解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遇到连续群组的情况,现有的Oaxaca-Blinder方法通常需要将连续群组简化为两个群组后才能进行分解。通过一些连续的数学变换,推导了连续群组的分解方法及其估计,拓展了已有的Oaxaca-Blinder分解,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已有文献中的一个案例,研究表明,城镇居民与不同城市化程度的农民工群组都存在工资差异,且其工资结构效应占工资总差距的比例随着城市化程度降低而增加,也就是城市化程度越低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越处于劣势。与已有文献比较可知,新的分解方法取得了比标准Oaxaca-Blinder分解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结果。     

劳动保护、工作福利、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镇就业

 基于上海1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所建立的有序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工资收入、工作福利、社会保障、个性特征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有显著影响,而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的影响并不显著。工资收入等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核心因素,农民工劳动保护和权益保护意识还不强。因此,要应对“民工荒”,关键是要满足农民工的物质需求,给予农民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企业要提供较高的工资水平和良好的工作福利,城镇相关部门要提供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并关注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支出和成本等。该研究对于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保持农村劳动力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农民工消费结构特征及市民化趋势分析——基于全国28省1249份有效样本数据检验

摸清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特征对扩大内需、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利用2011年全国28省1 249份有效农民工非实验性问卷调查的数据,用SPSS17.0软件整理出农民工当前消费的基本情况,然后利用ELES法,深度分析农民工消费结构并与市民消费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食物、服装、子女教育以及人情开支消费需求弹性比市民大;教育与娱乐消费份额偏低;医疗消费与住房消费特点与市民相似,消费倾向小,但住房支出的价格弹性大。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民工消费结构,扩大农民工消费需求,促进农民工深度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基于潜变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测度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构成、测度及现状等问题,从健康资本、经验资本和技能资本三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潜变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测度模型。通过问卷调查,采用偏最小二乘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健康资本对于技能资本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健康资本通过技能资本对收入产生影响,技能资本和经验资本的差异直接导致其收入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技能资本和经验资本仍然偏低。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应该突破学历教育的局限,转向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技术经验的积累上。     

城市规模与人力资本技能溢价: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个人样本数据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城市规模与异质性劳动力收入和人力资本技能溢价的关系,并结合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和空间知识经济理论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剖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大城市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下具有更高的劳动力名义工资和技能溢价水平;考虑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活成本差异后,补偿效应会部分抵消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对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弱化大城市的技能溢价水平。进一步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U型关系;通过比较城市规模对不同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的差异性影响验证了群分效应的存在。研究结果对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人才政策的制定以及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家庭式迁移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家庭式迁移已经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重要模式。家庭式迁移的女性农民工需要同时扮演雇佣劳动者和家务主要承担者的双重角色,这种迁移模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利用浙江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试图考察家庭式迁移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工作经验、培训经历、本地生活时间、工资对女性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结构的影响不显著,但子女或老人随迁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因素对女性工作时间不同分位数上的影响具有明显变化。     

农民工家庭迁移状态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951户的调查数据

根据山东省951户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利用多元Logit模型和扩展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系统分析了农民工家庭向城镇迁移过程中迁移状态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初次离乡和定居城市两种演进形式的实现难度较小,而举家迁移和直接定居城市两种演进形式的实现难度较大;农民工家庭劳动力的城镇务工状况及其农村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民工家庭迁移状态演进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