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复古主义诗学的"意象"理论

明代复古主义诗学的意象论归纳起来有三方面的含义:意象是意与象二者的结合;意象是一;意象俱无。进而从主体与世界诗的审美关系的凝结——情意物象之诗化融合的角度,由意象而把握中国诗歌——抒情诗的文体性质(纯体)。与英美意象主义诗学比较,Image着重在客观画面(意识中不同感性事物和经验的联想与呈现),而排斥主观情意的抒发;而明代复古主义诗学的意象是意与象的凝结、冥合,最终达到意象俱无的境界,其中始终依赖情兴的融会力量。     

法国象征派推崇“音乐”的原因探析

在法国象征派中,无论是作为其前驱的波德莱尔,还是其发展三阶段的代表人物——马拉美、魏尔伦、瓦莱里都不约而同地将"音乐"作为其诗歌创作及其诗学的重要范畴,乃至认同"音乐"是其创作的核心要素,主张诗歌创作应当向"音乐"靠拢归化。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音乐"是通向彼岸的超验世界的船只,是支撑其诗学核心范畴"感应论"的基石;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学以及瓦格纳整体艺术的影响;三、"音乐"是开启内心情感世界的钥匙,是烘托内心情感的悠远回响。     

比较诗学的三种境界——中国比较诗学的学术进程与研究方法

中国比较诗学肇始于20世纪初的五四前后,作为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比较诗学的研究范围可细分为三个层次,即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而从互用、互明到互补,则是中国比较诗学的三个阶段、三条途径和三种境界。比较诗学实质就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论,它是走向"总体文艺学"或"普遍文艺学"的必由之途。     

开放诗世界的无限可能——袁宏道的诗歌语言观与中国诗学传统

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容量的扩展是一个难题。诗歌体制成熟之后,语言也趋于凝固。明代复古诗学极力维护诗歌语言的雅正,排斥更新;性灵文学思潮冲击复古,语言观是关键。其代表人物袁宏道的诗歌语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追随复古理论,努力掌握经典唐诗模式。第二阶段意欲颠覆复古理念,打破诗歌语言限制,有混同诗与非诗语言的极端倾向。第三阶段尝试诗歌语言自由,寻求自然而强烈的艺术效果。为此他重新体认诗学传统,进行各种试验,以求极尽变化的可能、超越难度的极限、任意驱遣语言。袁宏道使诗歌语言由封闭转向开放的努力,在中国诗学史上应引起更多重视。     

百年中西比较诗学概论

一百年来的中西比较诗学由三大板块构成。第一,以王国维、鲁迅、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刘小枫、曹顺庆等一大批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它具有“两头厚重、中间薄弱”、“从自发到自觉,由实践到理论”、“从中西二元比较到中外多元比较”以及“充满思辨色彩”等几个基本特征;第二,以刘若愚、叶维廉、黄维樑等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与港台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一定程度地弥补了大陆研究的空白时间段;第三,以厄尔.迈纳、米列娜、宇文所安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突破西方中心论和促进中西诗学的互补与交流方面贡献很大。     

"杂语":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方式

"杂语"话语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方式,包括"原文型"、"音译型"、"汉英并列型"三种样式.当时一些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并表明了赞成或反对的态度;"杂语"方式展示了话语主体的西学背景,显示了其文化身份的优越感,使西方诗学话语和话语方式迅速地普及开来,加速了中西诗学的沟通与融合;"杂语"至"纯语"的转换,意味着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的话语霸权,妨碍了古代汉语诗学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理论难题.     

先秦两汉时期诗学人格批评论

人格批评是中国诗学批评重要方式之一,贯穿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历程.先秦两汉诗学的"人格批评",尚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这表现为诗家一方面自发地建构人格精神典型,另一方面较为理性地将"人格"批评意识渗透于诗学批评,初步完成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格思想、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人格思想、屈骚文化人格思想以及"游侠"文化人格思想的建构,在诗学创作和批评中已经蕴透的模糊的人格批评论思想.     

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三十年

纵观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历经三十年,第一阶段标志着诗学自然观研究的起步与学术视野的定位;第二阶段,专业方向的明确、学术意识的增强、论析的具体入微,体现出诗学自然观研究的逐步深化,渐趋成熟;第三阶段,成果数量的明显增多、研究质量的显著提高、批评视野的逐步开阔,都无不说明诗学自然观的研究已开始向多元拓展。中国诗学自然观研究,无疑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三十年的研究历程,无疑成为中国诗学研究一笔宝贵的资源。     

论孔子诗学

无邪、兴、达是孔子诗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孔子所谓"无邪"是对《诗》的情感本质的肯定,"兴"是对《诗》的文体和思维特征的认识,"达"则是对《诗》可通达天命的形而上性质的认识。"无邪"、"兴"、"达"三者构成孔子诗学的基本框架。孔子诗学是远古诗歌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现代转换"。     

格林布拉特与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催生了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翻译和介绍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步入了本土化阶段.目前的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了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者倡导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一类是以刘庆璋为代表的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文艺学学者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承继性研究.这两种文化诗学理论都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其理论研究给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带来新的方法和思考,开启了新的探索与发展.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发生期的特点是权威缺席而众语喧哗,深化期的特点是马列原理开始与中国革命文学实践深层结合,成熟期的特点则是审美批评回归和"主导多元"模式确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其间既有经验,也有失误。     

文学批评断想

记得1988年作家出版社出过一本《龙应台评小说》,那一针见血、干净利落、对事不对人的文笔,确实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可惜,这本书生不逢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如今再把它翻出来读一读,居然发现海峡两岸的批评竟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温柔敦厚”,同样的“惟我独尊”,同样     

论“七月诗派”旅桂诗人的创作

在抗战文化运动中,＂七月诗派＂的活动一直与广西桂林的抗战诗坛息息相关。一方面以艾青、胡风、彭燕郊、郑思、邹荻帆、钟瑄等＂七月诗派＂诗人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团结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七月诗派＂年轻诗人,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抗战诗歌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在广西桂林的生活经历、诗歌创作以及文学活动强化了＂七月诗派＂作为一个统一的抗战诗歌流派的存在,也促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整体风格进一步走向成熟。     

20世纪的理学与元代文学之关系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由于"文学"概念正经历着由广义到狭义的转变,而理学研究又饱受冲击,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得到开展.50至70年代末,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成果寥寥.8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元代理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和元代诗文、元代文学批评研究等的进展,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进入一个较为自觉和相对兴盛的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理学与文学思潮、理学与文学创作、理学与文学批评、理学与文学接受等方面的内容展开研究,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所取得的成绩仍然相当值得肯定.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

该文以三位京派批评家(李长之、沈从文和李健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绩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     

竟陵派文学的发端及其早期文学思想趋向

钟惺、谭元春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是竟陵派研究者较少关注的一个论题.本文通过钟、谭诗文之始习、才性之养成及其相互磨合,在家乡重要的文学交游活动以及早期创作成果与经验总结等方面的考察,试图对此作比较具体而全面的描述,并且在一种历时性视角的观照下,探究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立场、文学思想及趋向与以后各阶段文学观念与主张的内在联系,证实这一阶段对于竟陵派文学定型、发展的重要性.这种阶段性的分析研究,是将对一个文学流派有关诗学理论、创作风格等问题的探讨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的一种尝试.     

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分为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和话语形态:20世纪20、30年代的第一个高潮期,即文学史研究的性别审美视角确立时期,妇女文学史著作和“作家论体”批评成为该时期的标志性成果;20世纪80、90年代的第二个高潮期,在多元文学批评思潮中突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史论等多种成果成批量问世,蔚为大观;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批评,进入文化批评的哲学、美学的更高层次,理论建构趋于成熟,女性学、女性文化诗学已形成一门具有世纪性和世界性的显学,女性文学研究队伍业已形成。     

学衡派的文学批评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在新文学建设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批评的五个方面：即文学名分上的新旧之
分,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文学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文学创造的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尽管其批评具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学衡派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反传统而带来的缺陷性的攻击也具有学理上的积极因素。     

论汉代作者批评中文人意识的强化

汉代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向作者批评的转型期 ,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充、王逸等作者批评中已萌发鲜明的文人意识 ,表现在作者传记批评、作者自传批评、屈原论争和作者专论中 ,突出了文学作者的人文精神 ,强化了作者个性、独创性、自主性 ,弘扬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精神 ,凸现了作者的文化身份和地位 ,使文学作者的独立性伴随着文学的独立性而确立。汉代作者批评中的文人意识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批评的发展。     

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虚实”作为核心的元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早期受到道家哲学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与作用，唐宋时期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佛学之“境”、“空灵”和“妙悟”三个方面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之“桥梁”使虚实范畴由此获得新的启迪和推进，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