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能动性的开启及其规制--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为中心的分析

在法律方法演进的过程中,司法能动性的开启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必然,并将逐步地成为法律方法的基础。司法能动性的特征与司法被动性的特征并存而且统一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必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法律文明的进程。司法能动性之核心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安排往往通过证据制度来体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从多角度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彰显了司法的能动性特征。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刍议——以对事实的认定为例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判断证据之证据能力即合法性的自由裁量和适用证明标准的自由裁量。当前,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质量不高且比较混乱,基本没有规则可循。要搞好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对事实认定的自由裁量,必须在思想和组织上高度重视,加强对事实认定方面在判决书中的说理和公开审判制度,加强监督和对错案的纠正。     

论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

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民事司法适用的法律不明确时,法官基于一定标准对法律规则自由选择判断的权力。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于民事司法全过程。但是,自由裁量权的运作存在风险,主要包括自由裁量权的非规范行使、非统一行使和滥用三方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要遵循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作法;自由裁量权的统一行使,应建立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和判例指导制度;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建立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权利控权制度和权力控权制度。     

通过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司法公正

尽管司法不公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现实中的司法不公大多是因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而形成的 ,因此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司法公正是法院体制改革的一条路径 ,而完善证据制度 ,特别是严格限制法官的调查取证的范围、程序以及制定认证规则是规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途径。     

弱势群体的民事诉讼法保护论纲

在民事诉讼法的视野内 ,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缺乏相应的系统化研究。总体上 ,必须坚持对程序正义的底线坚持和对实体正义的最可能追求的立场 ,通过严格规则控权下的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方案实现对我国弱势群体的民事诉讼法保护制度的改进     

析我国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刑事司法领域里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涉及刑事司法活动主体的重要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提高我国的刑事司法水平,构建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所赋予的,是法官所特有的权力,是法官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而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本身,又恰似一柄双刃剑,游离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因此又不可避免地使刑事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作用。为此,应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现实必然性、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以及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加以剖析,以规范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视野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再审视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突出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心地位,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法官在刑事个案中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是我国司法独立的重要体现。然而,当前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仍然面临着既判力对后案案件的审理裁判约束范围争论较大、量刑规范化要求严格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经验法则在审判中难以适用等问题。为系统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再审视、再突破与再创新。     

基于刑事诉讼法视角：法官自由心证之合理性研究

自由心证是法官认定证据的一种制度，即法律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预先不做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自由加以判断的一种活动。作为人类理性、科学发展之结果，能够通过法官的学识、良心、智慧最大限度的保障发现案件真实，达到准确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之目的。但是在充分发挥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难免会导致天平失衡，故本文主要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看现实制度如何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保障法官自由心证之合理性。     

英国法官的证据排除裁量权

证据排除裁量权是英国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要方式之一。治安法院和刑事法院的初审法官是行使证据排除裁量权的最重要主体。从刑事诉讼程序的角度看,证据的排除可能导致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终止。另外,证据排除裁量权在审判阶段的行使能够对审判前程序产生实质性影响。证据排除裁量权的研究意义明显。     

民法适用的理性人标准

在民事审判中,法官适用裁判性规则需运用自由裁量权。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遵循客观的理性人标准。理性人是法官拟制的中立的、独立的判断者。理性人的构建以常人能力为基础,以具体案件的行为场景为背景。理性人标准是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能有效地预防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在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证据制度立法不够完善,加之证人自身存在的主客观不利因素的影响,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作伪证等现象比较突出。为此,有必要通过明确证人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规范证人作证程序等路径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论教师惩戒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控制

本文依据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界定,通过分析教师惩戒权的性质,明确了教师惩戒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并通过教师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事实,提出了合理控制教师惩戒自由裁量权的几点意见,从而维护学生权益,实现有效管理,依法治校.     

刑事审判书面印证的负效应

在我国当前案卷审判方式下,刑事印证呈现出明显的书面印证特征.印证方法在实现事实查证功能的同时,也潜藏着错误累加的风险.书面印证违背了先单个证据独立审查,后全案证据相互印证的印证规律,错误累加效应因而难以避免.书面印证还会产生刺激、鼓励侦查机关制造"表面印证"的虚假案卷笔录的反向鼓励效应.在书面印证短期内难以抛弃的现状下,树立法官的单证审查意识,提高法官的单证审查能力,确立疑义出庭作证制度、庭上证言优先原则和审前证据展示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负效应的发生.     

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再完善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并不意味着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定型。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监督和保障民事独立审判原则、处分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对抗原则的正确施行,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具体而言,可在民事执行、调解、破产程序等方面拓展民事检察抗诉监督的范围,把握抗诉监督的重点,实行主动干预和被动响应相结合的程序运作机制,遵行规范的抗诉程序。     

相对合理主义视角下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

检察权具有监督性,但对于法院,其监督是通过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来实现的。中国检察机关监督审判的制度是诉权外的监督制度,这一制度有特定的历史成因,但在当前受到严峻挑战,制度虚置,运作不灵。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有利于个案处理的公正,又可能损害审判的权威,扭曲诉讼的性质。在当前司法不公较为严重,司法公正的制度条件尚需培育的情况下,承认检察监督的相对合理性,在为其设置一定支撑条件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必要限制与改造。     

民事再审程序改革的几点思考

我国再审程序蕴涵了两种深层冲突,一种是“有错必纠”原则和生效裁判稳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种是审判监督权和当事人的诉权和处分权之间的冲突。本文从再审程序与民事诉讼价值取向入手,对包括再审的主体、再审的法定事由、再审的提起期限等民事再审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了探讨。      

从效益角度认识民事诉讼中的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原则 ,是由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派生而来的。以往对审判独立的论述 ,大都是从公正角度出发 ,其实 ,审判独立对效益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从效益角度出发认识审判独立 ,以推进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试析民事审判证据规则的道德取向——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诉郑荣华欠费案”的审判为例

以证据距离原理和道德成本最小化规则衡量,认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诉郑荣华欠费案"判决结果中存在理性偏颇,提出在民事审判证据规则的运用中,应坚持符合民众价值取向的道德立场。     

我国行政裁决法律制度:现状剖析与改革前瞻

行政裁决具有性质上的具体性和行政性、身份上的中间性、对象上的民事性及功能上的“准司法”性等特征,这使得行政裁决制度在化解社会纠纷方面具有了专业、快速、经济等独特优势,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解决社会纠纷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现行行政裁决法律制度存在多方面的疏失,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在深入分析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从拓展行政裁决的范围、完善行政裁决的专门机构、改造行政裁决的程序、强化行政裁决的救济等方面着手进行。     

民事再审与审判监督关系之辨正

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民事再审与审判监督的关系被立法的"监督情结"和国家本位主义扭曲,呈现出审判监督权的过度发达和再审诉权的缺失,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规律.修订立法时,应当辨正二者之关系,取消由法院内部职权发动再审的"审判监督",将检察院的抗诉监督地位界定为当事人申诉案件中的"公权发动再审者"和公益再审抗诉案件中的"中请人或原告",在制度上区分当事人"再审诉权"性质的"中请再审"和"检举控告裁判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性质的"申诉",以期解决现实中"再审无限"和信访成堆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