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研究

自朱陆"鹅湖之争"以来,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一直未间断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此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备受关注,并成为"千古不可和之异"(王阳明语),究其原因,主要因为这次论争,既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的方法论的理论自觉论争,也是第一次比较成熟和理性的思想和方法的论争,而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又关涉到为人及为学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尊德性"还是从"道问学"出发,都将面临一个二者都无法统一的悖论。有鉴于此,笔者想在探析此问题渊源的基础上,对历代学者与此争论有关的认识与看法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期找出古人在此方面的某些可借鉴性因素,从而为当今社会风气建设及为学次第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以“尊德性而道问学”论认识活动中的认知与评价

传统知识论把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割裂开来,然而,认识活动总是包含着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这两个方面。儒家之“知”既包括客体事实更包涵价值事实。在儒家传统中,尊德与重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活动中的认知和评价的有机统一可以用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来表述。     

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辩看理学对自然科学的态度

无论是“道问学”还是“尊德性”,都只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注重客观事物的伦理意旨,因为儒学的本质是修身为本的为政之学,其主旨是不可能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所以儒学的盛行尤其是理学在明代的一统天下,严重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里面出来”与“外面入去”──朱陆哲学异同管见

陆九渊的全部学说和毕生精力,都集中在引导人们发明本心、自觉自得、自立自求上,极力倡导“里面出来”的治学方法,反对依葫芦画瓢的“外入之学”,该文总结性论述了朱陆哲学异同的学术公案。     

"尊道贵德"与生命涵养

“尊道贵德”是《老子》生命哲学的核心思想,它是老子提出的生命准则,同时还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世人可以通过体悟“尊道贵德”的生命意蕴,践行其生命精神,并始终秉持“慈”、“俭”以及“不敢为天下先”的生命态势以涵养生命本真,提高生命品质,从而获得幸福人生,实现生命价值。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词学尊体研究综述

关于词学理论中"尊体"现象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研究者颇为关注的命题,以此作为审视词论的新视角,展开词学发展的重新解读.文章全面梳理过去相关论文,对其内容进行剖析和探讨,以期对于各文体尊体现象研究予以启示.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孔孟儒学道德修养方法论及其发展

本文通过对儒家道德修养主要范畴的分析 ,提出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儒家道德修养方法论一般表现为外铄和内养相结合 ,但各有倾侧 ,从而形成了两条修养路线 ,即以孔子为代表的“道问学”路线和以孟子为代表的“尊德性”路线。前者又可称为“自明诚” ,后者则可称为“自诚明”。本文还提出 ,这种道德修养方法论又可称为道德认知论 ,与一般的哲学认知论有别。明清而后 ,道德认知论的外延逐渐扩大 ,其内涵亦相应发生了变化。     

词学尊体研究综述

关于词学理论中"尊体"现象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研究者颇为关注的命题,以此作为审视词论的新视角,展开词学发展的重新解读。文章全面梳理过去相关论文,对其内容进行剖析和探讨,以期对于各文体尊体现象研究予以启示。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论武则天的知识基础与其称帝之关系

武则天早年修习儒家经典,对儒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武则天在掌握国家政权和称帝过程中,得到了天下英才的支持与人民的拥护,并使大唐走向盛世,从而表现出她仁爱的一面;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前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因而熟悉法家争斗的权术,对法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得武则天得以残酷打击政敌而实现其称帝的宏伟理想,得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从而又表现出她残忍的一面。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掌权称帝,与其精通儒家、法家治国之道密不可分。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程颢、张载论性及其分歧——以《定性书》为切入点

依学理而论,张载论性基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的理论前提。然而,程颢在人性问题上乃是典型的＂性一元论＂者。由是观之,张程二人在人性理论上存在重大的分歧,因此而导发的＂定性＂问题——性之本体与定性功夫便凸显而出。两人关于＂定性＂的讨论主要集中敞显于《定性书》之中。《定性书》中表明了程颢坚守性本一源,无有内外,无需定性,并且依此回应了张载性出二源,累于外物,须有定性功夫的观点。     

论《世说新语·贤媛》之"贤"

通过分析《世说新语.贤媛》中女性的特征,指出了“贤”之一字不同于封建礼教所要求的新的内涵,并阐述了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新的审美理想的意义。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论陈那和法称对因明学说的贡献

陈那和法称论师改革了印度古因明的论式结构,提出了因三相原理,将五支作法改进为三支作法,再由三支作法改进为属纯演绎推理的二支论式,并以佛教经量部认识论观点论证感性和知性认识的本质属性,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因明理论体系—量论,为因明学说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章太炎经学诠释思想渊源--《齐物论释》与佛学的关联意义

作为从晚清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殿军领袖,章太炎既继承了传统古文经学的朴学精神,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在传统经学的诠释中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文本,讨论了章太炎以<庄子>为传统资源对佛学更高境界--"随顺成俗"的标新,通过披检章氏对<齐物论>术语的重新诠释,展现其对庄子思想的时间维度上的关怀与重视,并关注由此引发的章氏子学向以<答问>为代表的经学(史学)转向,试图廓清其经、史著述思想的体用关系.     

略论六朝时期吴郡顾氏的家风与家学

吴郡顾氏作为江东本土文化世族的代表 ,自汉代以来 ,特别在孙吴时期形成了厚重的德义门风 ,此后代代相传。在学术文化上 ,自东晋以后 ,尽管顾氏子弟接受玄学新风的熏习 ,但其根本特征则仍然重视儒学 ,因循汉代的治经风尚 ,这使顾氏子弟与那些玄化名士的行为大异其趣 ,从而保证顾氏得以维系宗族内部的团结和长盛不衰。     

知识社会价值的二重性表现

知识的社会价值具有二重性表现。从生产方式、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三个维度阐述了知识社会价值的三个正面性表现，同时从人体自身认识、人类生物性功能、人类文化、人类存在方式与安全性等方面对知识社会价值的负面性表现作了探索，认为，在知识发展过程中，知识社会价值的正面性和负面性在人的交往实践活动中构成一个辩证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