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地点之争与中外关系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东渐而至中国后,中外之间围绕着外国公使是否觐见,以何种礼仪觐见清帝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着长期的论争与交涉,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地点,也成为论争焦点之一。中外外交礼仪与觐见地点之争,关系中外国家地位甚重,由此可见近代中外关系的变化轨迹。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动因考论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封建社会传统教育孕育出来的,而是在西方列强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背景下,被动地产生的.在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经验的过程中,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从模仿日本逐步转向模仿美国,高等教育宗旨从固守封建伦理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再到提倡所谓的三民主义教育,各个阶段体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也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国家政治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严重影响.     

略论近代外交家张荫桓对西方文明的考察

张荫桓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认真考察西方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详细撰写的出使日记,是国人了解西方的宝贵资料.在晚清时期出使西方的官员中,张荫恒通过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观察得出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对当时国人关于西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世纪前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

20世纪前期的近半个世纪,东亚的国际关系经历了从列强共同掌控到日本逐渐独霸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日本始终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角,东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日本对中国不断的侵略。虽然华盛顿体系维系了一段时间的东亚稳定,但日本的东亚政策目标是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并为此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拼凑起了“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政策遭到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文化心理传统与社会发展——近代中、日学习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直至近代以前,她始终是世界上一个先进、富强的大国。可是到了近代,她落后了,甚至落到了以前一直相对落后于自己的东亚近邻国家日本的后面,这不能不使人为之震惊。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专家致力于探索近代中国落后原因的研究,他们将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比,更将中国与日本对比,通过比较研究,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少,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思想方面的;而思想方面,特别是文化心理传统方面的原因,往往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又恰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日两国学习西方文化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说明文化心理传统对近代社会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中国政治文化中“王道”的理念,发挥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来构筑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他提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来改变当时以西方“霸道”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格局.他提出以传统的中国文明为基础,超越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超越近代世界几百年来西方列强奉行的大国强权的规则,扶倾济弱,主导世界进入天下大同的境域.孙中山提出这种思想,以近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背景,具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晚清以来的思想家们倡导大同理想的延续.孙中山的追求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在日本摄取近代欧洲文化中的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两国对欧洲文化的摄取,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中日两国在摄取欧洲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几乎同步,而且起着互为桥梁的作用。中国通过日本传来的欧洲近代科学文化,这为大家所熟知;而中国在日本摄取欧洲近代文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似乎在两国史学研究中有所忽视,这很有必要加以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外来文化影响着日本历史演进中的重大变革。十六世纪以来日本开始直接吸收欧洲文化,由传统的东方模式的东亚岛国逐渐变成西方类型的国家。因此,日本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摄取,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日本     

天朝中心论与跪拜礼仪

清廷的天朝大国思想意识，是由中国自身政治制度、统治阶层政治意识、社会历史、普遍的民众意识等层面及中国周边某些国家认可、西方国家自身行为的影响等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凝结。跪拜礼则是由古人的坐姿演化而来。要求外国使臣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并不符合近代国家关系的发展趋向。但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认识、反思，而不是外交的强迫，更不是武力的战争。     

略论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

在东亚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着朝贡体系,这是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基本国际关系形态。日本曾经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成员。与朝鲜、越南、琉球等国相比,日本独具特点,是反复无常的朝贡国,也是这一体系的终结者之一。     

吉田松阴《幽室文稿》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和日本,由于地缘上一衣带水,文化上交光互影,形成了一个历久不衰的东亚文化圈落。在悠远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都曾如饥似渴地咀嚼过、吸取过对方的文化精华,丰富自己民族的学养,改造自己的国家。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多瞩目日本遣隋使、遣唐使为扶桑带去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对大化革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则青眼相看西方文化通过日本传入中土,对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起过直接的催化作用。然而大千世界并非如此绝对化,譬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提出过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方案,但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改造日本的初衷,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不少启示的。     

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

在亚洲被整合进近代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并被边缘化的同时,日本成功“脱亚”。本文在这一背景下,描绘了从“‘华夷变态’论到亚洲侵略主义”这一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过程,其亚洲观念中呈现的时(朝贡时代与“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近代)空(脱亚与入亚)错乱,正导源于它同时在亚洲和世界两个层面上经历了“中心——边缘”双重换位。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同时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最终走向世界。如果将近代中国的这一变化放到国际体系的层面来审视,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画面,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实际上,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也体现出了国际体系的转换过程：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在西方维也纳体系的冲击下开始瓦解,中国逐渐接受了西方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原则,并逐渐进入到正在形成的新的国际体系之中。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中国不仅对国际格局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还能与之进行互动,积极开展外交。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政府都只是仰赖于西方国家的同情心,不敢、不能、也无法突破本身存在严重问题的国际体系,因此也不可能真正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     

两宋时期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佛僧

两宋时期,东亚各国的国内、国际局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以隋唐帝国为核心的东亚格局也随之改变。这一时期,中国与高丽、日本等东亚诸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化。各国之间既有使节互访,也有僧侣往来和双边或多边贸易,以中外僧侣为主体的东亚佛教交流活动,是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佛教僧侣充当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角色,他们既是文化交流的主力军,也是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调节因素。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

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纪,中国文化必将赶上西方的步伐而且独放异彩.一、文化更新的基本规律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而且影响广被于东亚地区,成为东亚文化的中心.近代以来,与西方相比,中国     

儒法文明的重构与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条道路：比较政治学的考察

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之下,东亚儒法文明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把富强作为最急迫的国家应战目标,但是在“儒主法辅”还是“脱儒入法”这一大战略选择上两国则分道而行,日本不仅走向“脱儒入法”的资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在文明归属上纠结于“脱亚入欧”;中国则在重建大一统文治国家的曲折探索中,迈向轴心文明国家的复兴。从区分利害与是非的高度上比较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经验的得失,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东亚世界的发展方向。     

资产阶级法制思想与清末民初政局

资产阶级法制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依法治国原则而产生的,是指如何运用法的形式确定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离的法治原则,实现国家统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意识、观念.中国近代法制思想是在西方近代法制思想冲击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拟对辛亥革命前后西方法制思想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影响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政局变化,作一历史的考察.     

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的日本观

中国和日本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甚至连日本人也承认："追溯源流，说中国是古代日本文化的良父......这种说法并不过分"①。而中国人也以自己的文明历史自居，称日本为"蕞尔小国"、"东夷"。但是，进人近代以来，中国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加之日本此时亦遭到美、英、法、俄等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人大为震惊，他们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学习。之后，日本有了明治维新，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国势日盛。这期间，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黄遵宪于1887年写成的…     

福泽谕告对近代中国的认识

福泽谕告是近代日本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西洋事情》等启蒙著作,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建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他对中国等近邻国家由批判、蔑视到转向鼓吹侵略,为日本近现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日本侵入中国大地,南进占领太平洋地区以及建立“大东亚共荣以的构想都可以追溯到福泽的侵略扩张思想.分析研究福泽对中国的认识,对于认识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对于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有重要意义.     

民族复兴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国家身份选择

身份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条关键线索。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不断追求、重新定位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身份以社会主义为基调与主旋律,但仍未最终定形,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