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追寻生存方式之“善”

道德是人类实践——精神地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道德不是一般的生存方式,它集中体现着生存方式之"善"。在道德缺失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当下,加强道德建设具有迫切的时代意义。要真正实现道德之"善"的生存方式,就必须在社会意义上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变革,同时在个体意义上每个社会成员都要自觉加强道德自律。     

儒学的后问题意识

随着一个世界性的社会转型,即笼统意义上而言的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模式、意识形态特征、政治构成形态、地形学观感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社会目标本身也处于重新认识与不断调整之中.多元主义、差异政治、日常生活景观成为社会主要特征,与之相应,儒学也面临着诸多后问题,时代对其适应性及价值面向提出了新的要求.     

“价值”的层次与“相对普世价值”的生成

正像个体的"言语"不同于社会的"语言",商品对个体的"使用价值"不同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一样,价值哲学中的"价值"是社会关系价值,它不同于物对人的"价值事实"。人的普遍需要是个体层次的物对人的关系的"普遍事实",而不是社会关系层次的"普世价值"。以普遍人性与普遍理性为基础的"绝对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而作为评判社会关系行为的共同准则的"相对普世价值"是否存在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应当在人类历史实践发展中考察其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只有在和平与发展作为全球化主题的当代,才产生了对"相对普世价值"的社会需要和生成条件。以自由、法治、民主三层构成的近代西方社会价值标准,适合于个人本位的、具有法治与基督教传统的早期资本主义移民社会,已经不适应于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网络支配的当代社会,更非全球"普世价值"。各国传统价值将在当代实践中发生巨大变革,进而融入正在生成的当代"相对普世价值"之中。     

网络共同体的实体缺位与权力重塑

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样态,各互动主体之间的联结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模式。在网络空间中,伴随着行动主体的"缺场"、"脱域"、"匿名"等特征的出现,共同体面临消解的危机随之而来。同时,网络共同体因其中的社会契约、成员和群体等基本要素的部分缺失而缺位。互联网的嵌入,使人们拥有了平等的信息获取和发声的权力。在流动的场域中,社会运行的逻辑和规则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的行动图式和交互关系也随之改变。虚拟行动主体、信息和权力一道,经由互联网自由地输入和输出。不同于以往"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中轴,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社会中的信息就是权力的表征。根据个体处理和加工信息能力的差异,互联网利用新标准对个体进行再分层。相异于传统熟人社会人人可依的"乡土",互联网既可以使人们的表达管道更为多元,同时也加剧了部分社会成员与社会的断裂程度。网络社会新机制实质上就是权力重塑的一种表征。     

“大众文化”的哲学思考

大众文化不同于传统的市民文化,它是２０世纪后工业社会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存权利大众文化创造了一种缓和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生活状态它通过消遣的形式对社会意义进行新的探索和解释,通过日常生活的平均状态和日常生活审美化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满足和精神的慰藉。然而它对深度价值的消解,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过分夸大感性的力量及经济张力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极大地向社会渗透,其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科学的伦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前,科学共同体已成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的认知过程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共同体是一种伦理实体,其伦理性的品质特征是伦理精神,它既包括又超越于作为其成员的科学家个体的道德精神,实现了“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科学共同体伦理精神的建构对解决当前的科技异化问题具有关键性意义。     

"个体"、"共同体"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阐释

综观西方哲学,试图整合"个体"存在与"共同体"价值的努力一直贯穿始终.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一直到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这一课题也与"一"和"多"的问题紧密相关,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一'和‘多'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形而上学试图把万物都追溯到‘一'.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就明确表现为普遍统一的学说;理论针对的是作为万物的源泉和始基的‘一'."[1]"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革命正是试图转换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谈论方式,从真实的"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进而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关于道德生活化的思考

道德生活化是古人留存的道德建设的大智慧,其哲学基础是"非普遍主义"。道德生活化是将道德的基本要求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使之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方式。当道德成为生活方式,道德行为成为理所当然,道德建设也就在日常生活中不动声色地得到了实现。道德生活化的实质是"以规则促习惯"。为此,要承认民间规约及其多样性和差异性,大力倡导发挥社会组织及学校在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冲突与和谐：个体与共同体融突演进的历史逻辑——基于马克思文本的考察

个体与共同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范畴。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认识不同于以往哲学家抽象追问其本质的思辨论调,或者“个体抑或共同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交往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出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考察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冲突与和谐的历史演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自然共同体保持着直接“统一性”的同时,个体由于无法摆脱本位的自然共同体的“羁绊”而只能作为“依附性个体”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处于“分裂对立”的状态,个体只是作为“形式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在造成个体与共同体冲突的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无产阶级产生的条件,为“形式独立的个体”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转变孕育了“生机”。在共产主义社会,即在真正的共同体中,通过废除私有制,实现由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变,从而实现人的解放,进而实现个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日常生活世界的主体性意义结构

阿尔弗雷德.许茨作为追溯生活世界意义构造的思想家,把日常生活世界看作是意义构成的世界,认为个体对"生平情境"的经验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是人行动的领域,把社会行动定义为有意义的经验,日常生活因此是意义构成的领域。日常生活由于其主体性意义而成为社会实在,而且是人的多种实在中的最高实在,是其他各种实在的基础。对于这个世界,人们对它具有的是突出的实践兴趣,实用动机支配着我们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