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归隐词探究

从现存的苏轼词来看,苏轼想要归隐的愿望很早的时候就流露于其作品中,并且在不同时期都有所涉及。苏轼想要归隐的愿望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虽然苏轼终究没有彻底地归隐,但是其在从政期间不间断地享受着的归隐状态,却已经让他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满足。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苏轼“归去”词初探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归去”意向,即“归去”词,按照“归去”的不同方向,可将它们划分为归隐词、归仙词和归朝词。归隐词,顾名思义,是苏轼带有解甲归田意图的作品,表现出对官场的厌恶与逃避;归仙词是他丢下心灵包袱、追求并享受自由的作品;而归朝词则集中体现了苏轼的儒家入世思想,是其执着于世的代表作。     

苏轼诗词中的常州形象

苏轼曾十几次来到常州,并终老于此。他的诗词反映了常州在他心目中具有不可比拟的地位,描绘了常州"多君子"、好风光、宜归隐的形象,抒发了他对常州的眷恋之情。查考他的诗词,可以发现宋代的常州是君子之邦、鱼米之乡和归隐佳境。     

苏轼诗中“归”意识探析

"归"是苏轼诗中常见的字眼,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他归向仕途;历尽宦海浮沉,"兼济天下"的理想难以实现,他又渴望归隐于故乡和自然;尘世之外的永恒真境是他精神上的真正家园,却无法企及.苏轼从入世到渴盼出世及无法弃世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历程.     

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人格代表了华夏文化豁达大度和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给人以“悦神悦志”的审美享受。本文从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两方面入手，认为苏轼人格立足于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代表了宋人立足社会的心理归隐方式，是宋代文人群体心态的反映；它具有风流标格、随物赋形、自然萧散、诙谐戏谑的美学特征。     

试论苏轼认同陶渊明却终未归隐之原因

苏轼一生无论居庙堂之高 ,或处江湖之远 ,皆追求心灵自由 ,达到了物我同一、高凡绝尘的理想境界。该文认为苏轼慕陶、学陶 ,作《和陶诗》12 0余首以明志 ,却始终未能像陶渊明那样挂冠而去 ,归隐田园。究其原因 ,不外乎生活时代、出身背景、思想体系、入仕经历等方面的差异     

浅析苏轼诗意化的生命价值观

苏轼融会儒、释、道三家思想建构成三教相辅相成的文化整体结构,并以此作为自己文化人格的坚实基座。这种人生思考的多元化取向最终落实到对个体生命、独立人格价值的不倦追求上,从而形成其乐观旷达的性格,使苏轼能够在人生苦痛面前保持超然尘外的心境,真正达到了精神归隐的境界。     

忍把豪气化归思 --辛弃疾归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嫁轩归隐思想形成原因有三:一为南宋“和戎”国策所不容,二为世情所不容,三为老、庄思想所影响。其发展轨迹是:初居带湖,身隐心未隐,表面的山水之乐无法掩盖内心苦闷;移居瓢泉,似有所悟,所持达观,略见其真;再返瓢泉,始生绝望,弃却功名,乃入静境。从不认同归隐到想往归隐,有其渐进轨迹。但不论何种境界,其报国雄心始终未泯。     

“桃源”与“扁舟”——从意象的选择看秦观与苏轼的贬谪心态

"桃源"与"扁舟"分别是秦观与苏轼贬谪词中出现的典型意象,代表了绝望和希望、抵制与接受两种不同的主体心理。桃源是一种理想,通向引人绝望的虚无的世界,秦观用来指已逝的美好,情感指向于过去,最终为情所役,词中有大量的"追忆"之语;而扁舟归隐,是一种已经有前贤实践的可行的现实选择,实是自由人格精神的象征,取向于未来,引领着主体接受并克服眼前的困难从而实现超越和解脱,苏轼终至有情而不役于情,苏词中出现更多的是"归去"。     

疑君前身“碧玉椽”──论东坡的修竹情缘

本文认为苏轼是一个居处皆有竹、诗文多咏竹、交游关乎竹的标准“竹迷”。基于这样的事实，本文就东坡这份不甚为人注意却又不同寻常的修竹情缘进行了探讨。对东坡而言，竹是故乡的呼唤、可折不可辱的志士、归隐渔樵的憧憬、精神上的慰藉力量，更是其力之心醉的趋雅避俗审美品味的化身。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苏轼的“因物赋形”论

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具有母题性质的文学意象，苏轼对这一意象的基本认识可以归结为他的“因物赋形”说。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水作了深入的哲学阐释，他的“因物赋形”是以“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作为内在的精神实质。从“刚中，，的一面来说，主张顺性适意的自然之道；从“柔外”的角度来看，则主张在顺性适意前提下的不变之变，两方面结合才是苏轼的“因物赋形”说的全部意义。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韩国高丽文学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

尽管苏轼对高丽持雅拒态度，然而顺应高丽与北宋的文化交流，韩国高丽文学全盘接受苏轼及其诗文，形成“苏轼热”。其原因在于高丽重儒崇文的政治体制，苏轼敢于直谏、豁达入世的品格，苏诗的气质与文人的推动等。高丽文学着重是从苏轼诗文的题材、禅宗思想、化用典故、借用诗韵、活用诗句、摘用词语等视角入手接受苏轼及其诗文的。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从“简而有法”到“辞达而已”—论欧阳修与苏轼文章学的差异

欧阳修放苏轼“出一头地”之语, 反映了欧阳修清醒的认知:意识到苏轼文章思想与自己截然不同, 预感这个年轻后生的文学事业将是超越自己的别样存在。正当欧阳修引经据典为自己一生文章实践的理论总结“简而有法”说进行辩护时, 苏轼也恰好在文坛初露峥嵘, 别开生面, 倡导“随物赋形”, 将“无为法”引入“辞达而已”说, 使得“辞达而已”成为完全不同于欧阳修“简而有法”说的别一种文法论思想, 彻底摆脱了经学对于文章学的掌控。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重“学”与重“道”:关于苏辙道德文章的考察

苏辙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呈逐渐走低的态势。古代文章“一门三父子”的千古美誉,苏辙成为最黯淡无光的一位。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苏轼光环的遮蔽所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苏辙研究不够,认识不深。苏辙一生重“学”重“道”,强调学道既是学习之本,更是立身行世之要;他毕生追求道德文章相统一,故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致。苏轼与秦观不约而同地对此高度推崇,现代研究者不能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