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纪行赋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纪行赋是中国文学悠久的行旅文学传统在赋体中的集中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具体的赋家赋作,总结纪行赋的一般模式和艺术特色,将纪行赋与其他类型的骚体赋进行比较,研究其在赋史上的意义,并从纪行赋的诗性特征入手,揭示纪行赋的诗史价值.     

论赋的起源

赋的起源问题,是赋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钱志熙先生提出"升高能赋"、"瞍赋"中的赋为口头赋,荀、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的假说,对学界甚有意义.然仍然有疑问之处.我们认为:源于先秦时期"诗经"中六诗之一的"赋",导源于一种叙事文体;"隐语"和赋的讽谏功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后代的一种政治表达和强化.而"隐语说"也不能揭示赋的起源问题;荀子的赋只是赋的一个开端,而宋玉之赋才真正代表赋体的成熟.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再论唐代律赋的体式标准

唐代律赋讲究四声八病,这正与永明之后的骈赋相同,说明律赋在声律方面以骈赋为标准,所以声律并不能代表唐代律赋的特质。相对而言,从产生、发展及时人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来看,限韵却是律赋不同于骈赋的地方,所以律赋的根本特征是限韵。     

论赋的文体特征的无规范性以及唐赋形式的两极分化

赋是介于诗与文中间的一种文体,但对于“什么是赋”这个问题却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赋的文体特征本来就不规范。故判断一篇作品是否是赋还是应当以题目为标准,以赋名篇者即是赋,否则即不视为赋。正因为赋的文体特征不规范,唐代赋的创作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即:一是增加限制,强化规则;一是弱化规则,进一步模糊与其他文体之界限。前者以律赋为代表,后者则导致赋的散文化与非文学化。     

清代赋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探讨清代赋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包括清代赋学的复兴与帝王的作用,清代的学术流变与赋学发展史的分期,清代的赋体分类,清赋时代不能看成是八股文赋时代,清代律赋对唐代律赋的继承和超越等,是对清代赋学鸟瞰式的观察与体认.     

论清代赋学的理论特征

清代赋学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超越,在对前代赋学继承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代赋学中兴期鲜明的理论特征：一是区别于前代赋依附于诗文评的随意性而具有十分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二是在十数部赋话和大量的赋文本批评的基础上,赋学最后得以建立;三是赋学风格学的论述,标志着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时期诗与赋的发展状况处于"一种过渡折中状态"。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六朝赋家不断地改进作赋的方法,使得赋作逐渐具有了诗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赋作之抒情化,赋作形式之诗化以及赋作修辞格选用之诗化。这使得赋体克服了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恢复了生命力,使得其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复兴。     

在古典赋论与近代赋论之间——论清人刘熙载的赋学批评

刘熙载<艺概·赋概>在我国赋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熙载论赋往往能融会贯通,"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赋学批评集中体现在论赋之体、赋之创作、赋之风格、赋之鉴赏等几个方面.其赋学批评既有中国古典赋论以点评、启悟为主的特点,也表现出近代赋学批评的一些共同倾向.     

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

汉代是中国封建婚姻的奠基时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汉皇室婚姻。其形致多姿、特点迥异,具体表现为西汉时期皇室婚姻不论贵贱、不重贞操、不拘辈分,而东汉时期皇室婚姻则变得审慎、制度化。这一变化的产生是由两汉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变迁造成的,即社会经济基础由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发展为东汉时期的大地主庄园经济;思想文化背景由西汉初期对儒家传统道德的轻视和社会风俗的放纵不羁发展到东汉时期的儒术独尊和知礼守节。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经传释词》语料断限辨正

《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王引之自己说是至西汉。人们一般都沿用此说。我们考察后发现，《经传释词》运用了大量东汉的语料，尤其是《汉书》中的语料，对《汉书》中的语料，不仅运用的量大，而且运用的方式多样。由此可见，《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应该是至东汉。这与清代其他一些学者的做法是一致的。王引之所说的“西汉”，可能是“两汉”之误。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陕北汉画像石“铺陈美”艺术特色分析

汉代画像石是我国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虽然是一种民间工匠的集体艺术创造,但她同样折射出汉代的时代精神。铺陈美则是汉代艺术共同的美学风格,也是汉代画像石,包括陕北汉代画像石突出审美特色。以铺陈美的艺术风格,汉代画像石反映了汉代人共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深刻地表现了汉代艺术整体的美学风貌。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汉赋属骈文之一体

骈文要求对偶、用典、炼字、声韵,汉赋具有上述特色。汉赋从它产生之初起就与骈俪结下了不解之缘,汉赋是最便于产生并容纳骈俪的土壤,因此,汉赋是骈文之一体。汉代各个时期的赋作从不同方面证明了汉代已有典型的骈文而不仅仅是对骈句的个别利用。但汉赋尚属古骈,古骈离“四六体”尚远,因此也没有如 “四六体”一般的板滞。古风犹存的汉赋既开创并丰富了骈法,又具有古骈文的新鲜与生命力,这是骈文在汉以后数百上千年间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