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庄和佛教的最高范畴及其哲学意义

老庄与佛教之所以能＂联姻＂,决定于他们有着相近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而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又取决于构成这一思想文化的最高范畴的性质。老庄与佛教都将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视为是一个超越一切有限、对待、差别、相对的无限性、无规定性、本然性的本自圆满的存在。厘清佛教在不同概念框架中的＂空＂旨,是我们研究佛教哲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老庄与佛教共同运用了他们的否定性的思维方式,竭力主张要破除和超越万物的相待分别的状态,并在这一超越中实现他们共同的＂大肯定＂,从而亦形成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即＂破假显真＂。     

论朱熹对二程天理论的拓展

朱熹接着二程理学的思路讲,并不照着以往理学的内容讲.他把"天理"视为"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依据,强调"天理"在逻辑上先于宇宙万物.提出"理在气先"说,展开论证"理一分殊",使正统理学世界观臻于完备.     

论朱熹对形而上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宋明理学家承接将儒学构建为“通道”之学的新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形而上体系,是朱熹包括“北宋五子”在内的宋明理学家的新任务。朱熹通过吸收和改造佛、道及先贤的思想,建构了形而上的最高本体。他运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把它说成是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和最高原则。     

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思想的关系

对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的关系历来有很多争议,各家所持观点都有一些片面性,或简单否定,或强调过分,往往有失公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理”说意思是“神明的原理”,与他的佛学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刘勰的本体观受龙树影响很深,刘的论“道”实际包含了儒释道兼通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的“折衷”研究方法是直接受龙树中道观影响的产物。     

佛教“空”义解析

"空"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和核心范畴,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在佛教"空"义演变的历史中,一些佛教学者对空的义理进行了不同的区分,其中以十八空最为著名,也最为重要。十八空说是对空的义理的系统分类和全面总结。佛教尤其是大乘空宗的"空"义具有多重内涵,具体可以从空性、空理、空境和空观四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在佛教的"空"论体系中,交织着诡辩与真理、糟粕与精华、偏见与智慧,"空"论在人类思辨认识史上实是独具华彩的篇章。     

论天台总摄万法的圆融哲学

天台智顗的圆融哲学思想体系是奠定天台佛学的基础。通过梳理有关《法华玄义》的文本结构和理论框架,智顗建立其思想体系所运用的方法和技巧,及有关智顗思想体系的内容及其佛教哲学形成的过程,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智顗的圆融哲学。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论朱熹的民本主义思想

南宋中期,官吏腐败,赋役苛重,农民起义。为了治国纠弊,朱熹主张推行民本主义,实行轻徭薄赋,赈救灾民,发展农业,严惩贪官。朱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因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是"天理"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的,是为维护封建礼教即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故而又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人们对朱熹道义论的过分关注,使其经济伦理思想不能彰显.旷世大儒朱熹以"理"为核心建构了宏大伦理体系,进而以"理"为经济活动最高指导伦理原则,以"仁、义、礼、智、信"为经济活动的具体准则构建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经济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空”及其实践义

佛学中所谓的有,含义有二,即自性有与无自性之有;无则可区分为自性无与绝对无两种含义。在梵文中,空也可解作无,但作为佛学的核心概念,空的特殊含义为无自性。诸法缘起故无自性。无自性之有即假有。缘生法既是空又是假有,此为中道。故缘生法与空性、假有、中道等概念的指称相同,皆为无自性之有。对空的理解,最终依赖于实践的体证。     

朱熹误读佛教之表现及其原因

朱熹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涉及面极为广泛,但朱熹对佛教的理解具有肤浅性、对佛教的评价具有片面性等特点;朱熹对佛教的理解和评价之所以表现出肤浅性和片面性,在于朱熹以常识而不是以宗教的角度来理解佛教,在于朱熹以儒学作为唯一正确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佛教。     

朱熹形而上学思想初探

理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基础。它好比种子,是存在的本体。它具体为性。万物不仅出生于理,而且来源于气。气是万物的具体的、形式的存在,是现象。尽管理气似乎都是万物的发源地,但是朱熹认为,从逻辑上来说,理先于气,因此,只有理才是万物的真正发源地。气是万物的现实形式。尽管这种现实的存在者,在朱熹看来,有善有恶,但是,朱熹并未因此而否定了它的存在合法性。理气合成便是道。道是体用的综合。体表现在道有理、性。用表现在道是物、气。作为本体的理、性和作为现象的气、物合作构成道。性来源于心。心包含着两个内涵,即性和知(意等)。这两个内涵使心具有了双重性:性的内涵使心是善的,知(意等)的内涵使心有恶。     

试论朱元璋的佛教政策

朱元璋以儒治国,对佛教既不过分尊崇,又不十分裁抑。他健全佛教管理机构,大力推行度牒制度,严格限制僧人和寺院数量,严厉惩处违法犯戒僧人,有效遏制了元末佛教势力恶性膨胀的势头,保障了明初的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朱子性论精神分析

朱熹关于性的论述相当深广,超越了以往人性论的范畴.其性论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不但看重人类社会本身,而且强调人性的正向之理:仁义礼智.朱熹性论的第二个层次内容是广义的人物之性:性即理.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第一层次内容虽然是核心,但只有在第二个层次的基础上,才能使天人之理贯通,才能使人类的德性在更深刻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弘扬和发展.     

从“格致”论看朱熹的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的研究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还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后者，学界较少有系统的评析。文章通过对朱熹理学体系之核心范畴——“格致”的内涵和价值进行重新厘定，揭示出科学理性精神与道德实践精神都是朱熹理学的应有之义。     

《庄子》人物命名初探

《庄子》中人物繁多,人物的命名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创造。"重言式"命名传承历史评价,整合帝王系统,改换圣贤精神;"寓言式"命名消弭人物界限,为自然天象注入思想,赋予"概念范畴"生命;"卮言式"命名以技艺、区域为依据,与农耕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兀显"丑"。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牟子理惑论》中所见的老子

《弘明集》首篇《牟子理惑论》中出现的老子,有三种形式,一是称引《老子》中的话语,二是称述老子名氏和著述以代表其学说,三是讲到老子的外在形象。在称引《老子》话语的内容上,其中有关于老子“道”、“无为”思想的借用,来解说佛教存在的价值;还有从道家生命哲学及生死观的角度,说明佛老的相通及其与道教养生术的差别。从《牟子理惑论》本身来看,道家老子的学说在其中就成为既值得继续弘扬,又可以与外来传入的佛教共存,当然也还有儒家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学说,三教共存乃至三教合一就成为其突出的主题思想。     

“达玛灭佛”与“会昌法难”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汉传佛教史上“会昌法难”和藏传佛教史上“达玛灭佛”两次灭佛事件的比较分析,透视佛教在汉地和藏区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条件下所经历的相同过程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试图从中总结出外来异质文化和本土固有文化之间对立统一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