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已经开始,距今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文章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与中国学术界两个维度对整个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展望研究的前景与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社会哲学思潮,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足,并生根发芽,这绝不是偶然的文化事件和历史事件,它们彼此之间肯定有着契合之处。当前,在新的历史大环境下,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关联性,将对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最可靠的理论保障。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之处和相互之间的影响,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进行有效梳理和讨论。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吸纳融合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抵制并抛弃其消极因素的影响,才能主导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南。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提升,又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形式来阐释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又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同时,在20世纪初,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与当时的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     

文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整合的自觉选择.因此,根据文化传播的特殊规律,既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时性结构中考察其时代发生的客观规律性,又要在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共时性结构中追问其民族生成的内在必然性,同时还要探究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现实可能性.面对当代世界文明和各种文化的相互融汇,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是社会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而且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通过探察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与不同之处，是为了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来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根源和未来趋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资源研究

外来文化本土化,必须符合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本土社会需要;二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具有契合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除了适应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许多相融和相通之处,这些共同资源给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原则和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交融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它是在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它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成为它深厚的文化底蕴。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能产生共鸣,二者彼此交融、契合,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田克勤教授访谈

田克勤(1945-),吉林九台人。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教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编写组首席专家,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吉林省社科联副主席、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现当代中国政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含合著),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省社科基金等科研和教学项目10余项,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3项、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18项。个人学术著作《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获第三届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并被教育部遴选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主编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被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新世纪网络课程”,其中《邓小平理论概论》教材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主讲的《邓小平理论课程》获2003年国家精品课程。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以来先后被授予“曾宪梓优秀教师二等奖”“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省首批、第二批省管优秀专家”“省高级专家”“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传统文化基础

早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如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再解读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文化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及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与概括。 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哲学基石,具有突出的实践属性、批判属性和发展属性;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其政治立场,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人民属性;以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其价值目标,具有解放人、塑造人和发展人的文化功用。从哲学基石、政治立场和价值目标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再次解读,是我们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导我国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我国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保障。     

和谐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证明,只有文化精神相通的民族文化之间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民族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学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都涵蕴着和谐文化精神;和谐文化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成功结合的纽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文化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心理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近,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条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相通相近表现在社会理想、伦理价值观、民本思想、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等方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读

19世纪德国诗人海涅曾说过,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是当前中国遇到的一道世界级难题,它关系着怎样认识、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华民族振兴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许多是浮浅的,甚至是错误的。即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     

集群企业的效率来源及其文化寓意

影响集群盛衰的核心因素就是文化伦理,它是隐性协调的基础,作者认为集群企业的效率来源于规模节约经济和分工协调经济两个方面,因此,只有建立在基于信任的互动之上.企业之间才可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从而不仅提高单个企业也可以提高集群乃至整个地区的效率,这正是集群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而企业间的信任互动则必须建立在文化伦理的寓意中.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冲突

20世纪的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怎样认识当代社会发展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在今天，人与文化的矛盾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活动的直接主题，21世纪将是一个激烈争夺文化控制权、领导权的时代。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对资本主义文化泛滥、西方文化的冲击、全球文化高度竞争的挑战，应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把文化哲学研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转型和创造而奋斗。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文化转向

由于时代的桎梏和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变成了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走向文化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转向,既是文化时代理性演进的文化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性的诉求。今天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必须带着一种继承和创新的态度,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当代形态,而不是简单地向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复归。     

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

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文化探索。文化通过影响一国的外交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日本种种“不可思议”的外交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文化”基因呢？日本的岛国环境使之具有了一种“岛国根性”，危机意识异常浓烈，因此“集团主义”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外交上便表现为结盟外交和“不负责任”外交。独特的“耻感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和特有的“中间人制度”完美地平衡了“耻感”，这一点从日本顺从地接受美国占领便可见一斑。日本“特殊文化”打造的外变气盾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