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变相·变文——从唐人黄元之“西域之变”说起

"变"原本是"画","变相"与"变文"不过是它的"相"与"文"而已。"变"应该原产于"西域",向东传入中土甚而日本,向西(或者说"南")传入印度、狮子国等"佛国"。"变"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当地固有的绘画和文学的营养,演变出流行南亚、中亚,特别是东亚的"变"、"变相"、"变文"形式。"变"与"变相"估计东晋初年即已诞生,成熟因而具有独立文体品格的"变文"的出现可能要晚些,但仍有可能在北魏时期就诞生了。"变"之"相"与"文"是互相配合的,但"转"之"变"是"文主相辅"的,而壁画等非"转"之"变"则几乎都是"相主文辅"的。     

试论北方口语中“等”类话语标记

北方口语中的"等"类话语标记包括"等"、"你等"、"等到"、"你等到"、"赶"、"你赶"等。话语标记"等"是由动词"等"虚化而来的,它经常与"你"、"到"等连用,因此"你等、等到、你等到"都演变为话语标记。同样,话语标记"赶"由动词"赶"虚化而来,由于经常与"你"连用,"你赶"也演变为话语标记。由于"等"、"赶"等话语标记功能相同,因此统称为"等"类话语标记。"等"类话语标记具有元语用功能、话题转接功能和语篇衔接功能,表现了说话人组织话语顺序的元语用意识。我们还把自然口语中的"等"类话语标记与书面语中的话题转接标记"至于"进行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及分布上的细微差别,认为造成差别的原因在于适用语体的不同。     

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者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国学"之词,但是古代的"国学"一般指国家的贵族学校。然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一般指本国传统固有的学术。在中国近代,一度出现了"国学"热,根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密切关系。其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其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思想都受到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其思想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其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近代"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刺激,思维方式从热衷于"西学"的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潜心研究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并且力图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故而,不可回避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日本核电产业的演进逻辑:基于制度理论的分析

按照制度三大基本要素的功能和地位,战后日本核电产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以"规制性要素"为主导的第一阶段中,日本政府作为制度的垄断者,通过"强制性权力"把发展核电产业纳入了"合法化"的轨道。以"规范性要素"为主导的第二阶段中,作为利益复合体的"核能村"通过对核电优越性的广泛宣传,用"责任"、"安全"和"道义"的旗帜"绑架"了"反核"、"厌核"的"民意"。以"文化认知性要素"为主导的第三阶段中,日本多数"民意"是"弃核"、"厌核"和"恐核",然而日本对核电政策取向的"政治决策逻辑"并不会完全基于"民意逻辑"而得出,在能源安全架构中核电仍将占据一席之地。     

“全球绿色治理”的生态检思

"全球绿色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观,正在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全球绿色治理"理念经历了从"黑色"到"绿色"、从"浅绿"到"深绿"的深化过程;当前,"全球绿色治理"遭遇集体行动难题,仍无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悖论,面临"制度碎片"与"领袖缺位"的挑战,深陷"发展"与"安全"的两难。因此,建构"全球绿色治理"的理路应进行系统的生态检思,倡导全球绿色协同治理,共同坚守"绿色正义",贡献"全球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     

殷周金文实词虚化研究

殷周金文中的一些实词虚词并见现象,为探讨上古汉语实词虚化提供了很好的参证语料。从词义虚化的路线看,有经历了"动词→介词→连词"发展过程的,如"暨"、"及"、"以"、"用";有经历了"动词→介词"发展过程的,如"于"、"在"、"从";有经历了"动词→时间副词→范围副词"发展过程的,如"咸";有经历了"动词→时间副词→关联副词"发展过程的,如"既";有经历了"动词→范围副词"发展过程的,如"具";有经历了"动词→频率副词"发展过程的,如"復";有经历了"否定动词→否定副词"发展过程的,如"亡"、"无"。     

在关"政治文明"若干理论问题

"政治文明"与"文明政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明"的两分法与三分法各有其合理性,但将"政治文明"从"精神文明"中独立出来,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是"文明"背后的动力.强调"政治文明"建设,适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要;"政治文明"的结构包含纵向两大"板块"、横向四个"层次"("要素");"政治文明"是"特适性"与"普适性"的统一.对于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我们应坚持"不照搬"与"可借鉴".为此,似有必要对西方政治文明重新进行一次理性的解读.     

On Ethnic Groups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Taiwan

在台湾, "族群"(ethnic group)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原住民的研究。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成为"台独"势力依托"省籍矛盾"、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     

中日“寻根”视域下的别样“雪国”

20世纪,中日都出现过"寻根"文学潮流,其中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与中国东北作家均将"根"寻向民族的"雪国"。但文化有异,"雪国"自然别样。受"物哀"文化影响,川端康成的"雪国"风景"静美";中国"雪国"则峭拔"壮美"。对待生命,日本崇尚"消亡美学",《雪国》表现出对死亡的赞美;而中国人"贵生",东北"雪国"人珍惜生命,自强不息。对待爱情,川端康成将爱情看做"徒劳";中国"雪国"则抒写着爱的"忠贞"。     

"天人合一"观念中的传统辩证思维探析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思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对"天人合一"观念有不同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年来,学术界对"天人合一"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现代意义研究较多,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思维模式的研究较少.本文从思维模式上,揭示"天人合一"观念所蕴涵的"合-分-合"的传统辩证思维."天人合一"观念从"天"与"人"混元之一的"合"的状态出发,承认"天"与"人"的区别和对立,但没有走向对立、分离,却走向了"合一".     

论“中国梦”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梦”有效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探究

提出"中国梦"的"文化复兴"意蕴,是因为文化复兴是整个文明复兴的内驱力,而且文明发展对当前文化复兴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特征"与"中国梦"的特质有内在一致性,比如"推行王道、天下一统"与"中国梦"复兴统一内涵的一致性;"协和万邦、走向共赢"与"中国梦"世界眼光的一致性;"身心一体、通达天下"与"中国梦"、"个人梦"相互关联的一致性;"生命延续、文化传承"与"中国梦"不懈追求的一致性。从传统文化角度强调"中国梦"特质有重要价值,一是激发"中国梦"的文化寻根意义,二是凸显"中国梦"的文化转型意义。     

“六经”与冯梦龙《情史》评辑的价值指向

作为晚明时期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情史》之所以选择以"情"立教,与冯梦龙"六经皆以情教"的经典追源密切相关。这一"追源"以正本清源的方式,上溯"六经",追寻被后世遮蔽的"情"之本体论地位,下及"古今情事之美者"的小说,发掘"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的内在结构,从而完成一个"情教"的文化谱系。这一谱系的建立,是在晚明"情文化"思潮发展背景下,中国哲学由"灭人欲的天理"转向"存人欲的天理"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理论成果。它以纳"情"入"理"的方式,纠正"情"的偏向发展,欲使"情放"走向"情正"。同时为达到教化目的,又在以"情"为本位的基础上,与儒家"诗教观"实现了对接,将《诗经》"兴、观、群、怨、多识"的教化方法,直接运用到《情史》评辑中来。     

从"谣"、"谚"、"歌"看先秦诗歌的形态及其演变

以文学成熟时代的眼光看"谣"、"谚"、"歌",它们与诗无大的不同。因为成熟的诗歌,只凸现文本。但无论从语源学的角度,还是从传世文献的记载出发去考察,都会发现,先秦时期"诗"的概念与"谣"、"谚"、"歌"有很大的差别,而与"颂"十分接近。按产生顺序来说,先有谣、谚、歌、颂,然后才有"诗"。因为"诗"有"志"、"持"二义,所以又有主"志"之诗与主"颂"之诗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的"诗"亡,然后有"辞"的出现。从这些概念的分合中可以看出,先秦诗歌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谣、谚、歌———诗(志、颂)———辞"三个阶段。     

略论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

"权力"是罗伯特·基欧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与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不同,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不是建立在无政府状态的"均势"基础上,而是以相互依赖为分析框架,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既包括了"硬权力",也包括了"软权力";既包括了有形的物质力量,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力量;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揭示了"权力"的最终目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是对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重要补充。     

"双创"教育融入商品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研究

将"双创"教育融入商品学专业课程中,既提升教学质量,又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综合素养,营造"双创"氛围,提升"双创"意识,提高"双创"能力,拓宽高职学生就业渠道,通过商品学课程中融入的"双创"教育,形成"众创"意识,打牢"双创"基本功,给高职学生"双创"带来了更大空间.基于此,该文对"双创"教育下高职院校商品学课程教学改革进行探索与研究.     

高职:校园文化的“学术”气氛与“实践”氛围

高职校园文化建设有其自身的定位要求与特殊内涵。即:营造自身特色的"学术"气氛;形成特殊的"实践"氛围;让"学术"气氛与"实践"氛围有机结合,达到相互渗透与融合、相互影响与作用,使"学术"气氛沾染"实践"意味,使"实践"氛围渗透"学术"色彩。     

秦汉简中的“公卒”和“庶人”

秦汉简中所见到的"公卒"和"庶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与"士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都处于编户齐民的最底层,但是"庶人"与"公卒"和"士伍"相比,在某些权利方面还不如他们。"公卒"与"士伍"相比较,在出身方面要优于"士伍",但所享受的权利与"士伍"大致无二。     

历史解放与思想解放:五四运动主题意义的评价分析

关于五四运动的主题认识问题,目前存在割裂、对立的观点,尤其是持"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中国社会后续发展,不利于正确评价五四运动。目前学界以"救亡就是启蒙"进行反驳,但限于原有的理论范式的束缚而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从唯物史观的历史解放与思想解放的关系理论来看,"救亡"高于"启蒙"并且后者从属于前者,这是物质实践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体现,马克思讲过"意识没有历史",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即它的发展决定于实践的发展。"救亡"是改变社会关系的革命行动,属于物质实践范畴,而"启蒙"不过是"思想解放",其从属于"救亡"的"历史解放"。五四运动的"启蒙不足",不是启蒙本身的事,而是"历史解放"不足的事,即"历史解放"的不平衡性。中国近现代,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迅速实现了多个层次的上层建筑更替,但是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经济基础却没有跟上,这是事实。"启蒙不足"这一"思想解放"的缺项,根本上是"历史解放"的不平衡和由之引起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和"上层建筑"的革命,都是"历史解放"的内容,中国的发展曲折就是"历史解放"的不平衡,不是"思想解放"的"启蒙"不足。     

时间副词“刚”的语义演变

现代汉语副词"刚"由形容词"刚"虚化而来,形容词"刚"自隋代通过语法位置的改变变为副词,并由方式副词"硬"演变为语气副词"偏偏;"元代出现"勉强"义,此义常与数量结构连用,又逐渐发展为量小义,而后由事物量小隐喻为时间量小,最终发展为近过去时的"刚刚"义。"量小"义、"勉强"义和"近过去时"义三者间的联系由不同语言词汇所证实。限定副词,应区分"排他"义和"量小"义,语言事实支持这种区分,区分后才能更清晰地解释相关义项间的语义关系。     

美学标准和宇宙大道的同一——解说《文心雕龙》的“人文”之惑

《文心雕龙》中有关"道"、"圣"、"文"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刻暗示着有关于"文"的两种"世界观":其一,文艺乃肇始于原始思维状态下的人"生命一体化"激情的表达,它内在地包蕴于有文字在内的人类一切创造物当中;其二,则是人的"理性抽象"的创造行为,它是人类所有文化实践的真实写照。因此,"文"即"道",是"道"实现"有"与"无"转化的文辞媒介;"本体之道"与"本体之文"是同一的,它们共同导源于"无",渗透并充盈于自然万象的无限"形而下"物象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