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

1844．7．3中美首个不平等条约签署美国代表顾盛和清廷代表耆英在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签订了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是比中英《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更细致、更完备的不平等条约。它是加     

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利用清政府派他到香港去同英港当局谈判的机会,三次到澳门与总督罗沙密谈,达成《拟议条约》和《续订洋药专条》的协议,为葡萄牙政府解决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作了充分的准备。赫德还在北京遥控操纵《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谈判和签订的全过程。他极尽各种手段,迫使清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恶劣的影响。从此以后,葡萄牙占领澳门得以合法化,中国几乎丧失了澳门的主权。澳门变成了一个是中国的领土而由葡萄牙管理的殖民地,至今已是103年了。     

历史上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条约

1557年,葡萄牙人以不正当的手段留居盘踞澳门。但直到1848年,中国仍对澳门拥有领土、行政、司法、海关等主权。1849年,葡萄牙赶走清政府在澳门的官员,并进一步侵略扩张。葡萄牙当局企图用条约的形式将其侵夺的权益固定下来。1862年的《和好贸易章程》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87年签订1888年换文批准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纳入了里斯本中葡《会议草约》的主要内容,使葡萄牙取得了在澳门“永居、管理”的权利,但这与“割让”仍有原则区别。     

近代中葡条约与澳门主权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曾一度拒绝互换条约，使葡萄牙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企图未能得逞。１８８７年，葡萄牙通过中葡《北京条约》攫取了对澳门的“永驻管理”权。民国年间中葡新约的签订，又使葡萄牙殖民者失去管治澳门的法律依据。近代中国历届政府始终都坚持对澳门拥有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并为之作出了不懈努力。     

《中导条约》全球化:动因、路径与前景

《中导条约》是美苏在冷战时期签署的核军备控制条约。自2007年起,俄罗斯开始要求将条约从美俄双边扩展为全球多边,并得到美国支持。2014年7月,美俄就《中导条约》履约问题产生争议,导致条约未来出现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美学术界再度提出将《中导条约》全球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美俄推动《中导条约》全球化既有历史根源又有现实地缘安全因素,既有可能采取维持条约基本框架而直接扩大条约限制范围,也有可能采取所谓双轨策略,以威胁退约或修改条约来促使拥有陆基中程导弹的第三国加入条约。但是,美俄推动《中导条约》全球化将遭遇一系列阻碍,其实现前景十分渺茫。     

论ICSID对涉中国投资条约仲裁的管辖权——兼论ICSID涉中国第一案

中国根据《华盛顿公约》第25(4)条所做声明构成ICSID对涉中国案管辖权的条件之一。即使在1998年后中国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同意"全部投资争议可提交ICSID",ICSID对涉中国投资条约仲裁的管辖权依旧受到限制。基于"一国两制"的现实,中国在投资条约实践中应明确香港澳门居民不适用中国双边投资条约。     

历史上的十二月

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中葡北京条约》 中法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为了征收鸦片税，于1887年3月27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签订议定书，承认葡萄牙永据澳门。12月1日，     

澳门与国际私法条约

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国际私法条约在澳门的适用情况及国际私法条约在澳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特别指出１９９９ 年后内地和澳门之间可能出现的区际法律冲突以及解决这些冲突的现实途径     

港、澳鸦片税厘并征与中葡北京条约

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 ,谋求在香港实行鸦片税厘并征。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鸦片贸易利益 ,以葡萄牙在澳门同时实行鸦片税厘并征为条件。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为扩大其控制的中国海关的权力 ,顺应葡萄牙欲使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侵略要求 ,从中斡旋 ,促成中葡北京条约的签订。该条约承认葡萄牙占领澳门是“合法”的 ,为葡萄牙占领澳门提供了 4 0年的条约依据。     

历史的结论

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美、俄四国逼使清政府签定了中俄《瑷珲条约》、中外《天津条约》,中外《北京条约》。1894年至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日《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里斯本条约》解析

欧盟27国领导人在2007年12月13日正式签署了《里斯本条约》,旨在取代此前因法荷全民公决失利而陷入危机的《欧盟宪法条约》,该条约应在所有成员国批准后于2009年1月1日即下次欧洲议会选举前生效。本文首先分析《里斯本条约》与现行《尼斯条约》,尤其是与《欧盟宪法条约》相比带来的新变化,然后探讨《里斯本条约》能否如欧盟政治精英所期望的那样,令欧盟决策更透明、民主和高效。     

鸦片贸易与1887年中葡条约

１８８７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控制第一次有了条约的依据。其实，葡萄牙并无实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一个涉及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之所以在澳门问题上对葡方作出重大让步，主要是因为随着鸦片贸易的增长，鸦片进口税对清政府财政经济日趋重要。为实现鸦片税厘并征，进一步增加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迫切需要葡澳当局的配合。为此，清政府不惜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接受了葡方对澳门的要求。     

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评介——以《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附件六为中心

历时13年谈判之久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附件六即《责任附件》终于在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获得通过,该附件是规定南极地区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第一个专门国际文件。附件以在南极条约地区开展活动引起环境突发事件时采取反应行动和不采取时承担的责任为中心,形成了有该条约特色的责任制度,另外还对诉讼管辖权的问题作出了规定,该附件还涵盖了一系列合理的减小环境损害的措施如预防事故发生的预防措施、应急计划等。责任附件虽然是南极条约协商国对南极环境保护上的又一个成果,但是囿于南极环境的特殊性和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它的生效以及真正发挥对南极环境保护的应有作用还需假以时日。     

从条约体系的建构看中国近代史的分期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先后签订了五百多个不平等条约。随着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近代中国社会开始在条约体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运行。《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整个条约体系建构中重要的支撑点,亦成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主要标志。     

《马关条约》附属文献的内容及其意义

根据国际条约法的相关原则,与《马关条约》同时签署的《议定专条》三款、《另约》三款、《停战展期专条》两款等三项附属文献,与《讲和条约》11款,共同构成了《马关条约》的"完整部分",此外还可以包括一份"非正式的附属文献"即同年3月30日签订的《停战条款》(Armistice)六款。只有充分关注构成《马关条约》之"完整部分"的上述全部附属文献,而不是仅仅关注其中的《讲和条约》11款,才能对《马关条约》开展完整而又全面的研究。     

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国际、苏联和东北抗日斗争

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待中国的关内和东北的抗日战争有明显区别，对东北抗日战争的态度也具有两面性：既有援助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并在其处于困难境况时允许部队人员过境休整，以至最后出兵东北，帮助中国迅速取得抗战胜利方面；也有限制东北抗联斗争和中国革命斗争，和在《苏日中立条约》、《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主权的方面。苏联对中国东北抗日斗争采取的“中立主义”方针是其民族利己主义的体现，在所签条约中损害中国主权是其推行大国强权政治的体现。     

条约视角下钓鱼岛主权争端解决途径探讨

根据“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当事国中、美、日都应该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这些国际条约确立的国际秩序.以钓鱼岛有关条约为研究视角,分析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和约》的实质;通过条约学理研究,探讨了条约对钓鱼岛争端当事国的效力,比较了国际法上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对钓鱼岛主权争端的解决提出了几点思考.     

张之洞与中葡澳门交涉

18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签署《里斯本草约》,葡国正式取得清政府对其霸占澳门的草约认可。百年之后的1987年3月27日,中葡两国在北京草签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收回澳门并恢复行使主权。在这漫长的百年间,曾有无数的爱国志士为捍卫澳门主权作出过艰苦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本文试就张之洞在1887年中葡澳门问题交涉中的言行表现,     

《南极条约》50周年：挑战与未来走向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南极条约》有效维护了南极洲的和平,促进了国际南极科学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解决有争议问题的“南极模式”。但近年来现有的“南极秩序”正在面l艋着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南极条约》的未来走向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目前存在三种未来走向：《南极条约》解体、南极“联合国化”而变为人类共同财产以及《南极条约》继续存在。由于《南极条约》高举和平与科学的旗帜,以及南极条约协商国家的强大政治经济实力,在可预见的未来,现行的《南极条约》仍是规划南极事务最现实的选择。     

论《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影响

欧盟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积极参与者,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问题。《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有利于原有问题的解决,表现在欧盟正式取得了法律人格以欧盟名义缔结条约,提升了气候变化政策在欧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组织机构上也有利于欧盟更好地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