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存在不少问题 ,包括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不明确 ,野生动物保护等级制存在弊端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破坏严重 ,伤害、虐待野生动物行为凸现出法律漏洞 ,消费野生动物行为没有法律规范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操作性不强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漏洞很大 ,承担保护野生动物主要职责的森林公安队伍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等。针对以上问题 ,必须明确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 ,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立法保护“动物福利”,立法禁止消费野生动物 ,完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 ,加强对野生动物商业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 ,明确森林公安机关的独立执法地位。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确立与完善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自2021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罪名。该罪的确立,不仅能提升罪名的公众认识度和司法适用便捷度,也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于原罪名是否需要数罪并罚以及在罪名选择上的困惑和难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对于经过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性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尸体和器官的定性,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对象“明知”的认定等争议难点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应通过类型化规定进一步明确经过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性质,明确野生动物尸体和器官是野生动物制品,并优化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对象“明知”的推定过程,以进一步推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科学性和完善性。     

我国重点野生保护动物肇事涉及的有关法律及经济补偿问题

近20年来,由于法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不断增强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推进,我国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得到很大改善,一些重点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恢复,导致原有的栖息地容量不足甚至饱和,伤人损物事件时有发生,造成野生动物肇事事件。有效地保护重点野生动物,维护受害群众的权益,成为各级政府以及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各界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我国野生动物肇事涉及的有关法律及经济补偿问题,以及一些省（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中有关的法规依据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中的相关问题,提出需要修改相关的法规和完善补偿制度等。     

主体地位与栖息地:野生动物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野生动物法律地位和栖息地保护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两大本源性问题,但是民法总则尚未涉及上述问题,这折射出我国在野生动物主体资格认定方面的障碍,也反映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深层问题,亟待赋予野生动物民事主体资格,并完善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推进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研究进程。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统计分类体系构建

野生动物资源资产化管理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野生动物的过度利用已经造成许多野生动物处于濒危状态。因此健全野生动物资源产权制度,提高野生动物资源的使用和保护效率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资产化评估。以陆生野生动物作为研究对象,界定其资源资产的概念,参考SEEA中心框架等内容,构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统计分类体系。在划分野外和人工繁育两大类别的基础上,从功能角度将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分为经济资产、生态服务资产和文化服务资产三类。最后通过分析各种已有的资产评估方法,提出适合各类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的评估方法。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应该扩大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范围;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纳入其中;增设“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点食、购买、出售野生动物菜肴罪“,以期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主体的多元化

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意义重大,但对野生动物是实行专属国家所有还是多重所有素有争议。鉴于我国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制度实效性偏低,已不能适应野生动物保护的新形势,笔者主张建立以国家为主体的多元化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占用权研究

中国野生动物资源物权制度是一个野生动物资源归属制度和野生动物资源利用制度组成的二元结构体系。在“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法发展趋势下，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实证类型化，并创建野生动物资源占用权的一整套系统的物权原理和一般规则，包括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取得、转让和消灭等，有助于实现野生动物资源占用权的物权化。     

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多维解释与法理完善——基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保护视角

2022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明确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处理规则。适用该规则,要厘清野生动物犯罪保护的法益,认识到野生动物与人类生存利益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章对《解释》遗留的诸如条款解释不够明确,不能对新发现物种给予及时的保护,对未确立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中平台责任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对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定罪量刑应当确立综合评判标准;结合考量行为实质危害性,维护合法人工繁育动物交易市场的同时,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平衡。     

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属于刑法的规制范围吗?——兼评《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对《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两个侵犯野生动物犯罪之犯罪对象"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阐释,应当遵循刑法解释的基本规则,坚持严格解释的立场。从文理解释看,只有具备野生性特征的动物才是野生动物;从文本用语看,相关规范均明确区分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从目的解释看,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的保护目的不同;从比较解释看,国外普遍对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分别立法。因此,立足于法教义学,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不属于刑法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我国野生动物立法应对疫情的不足及对策

我国现有的野生动物立法缺少对公众健康和卫生安全的表述,导致执法不严、公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频发的环境与健康事件,我国野生动物立法应建立系统性、可操作性强的健康法体系,明确执法标准和执法责任,将公众参与机制与社会监督相融合,并通过强化法治手段来保护我国野生动物和公共卫生安全,平衡野生动物保护和规范利用的关系,从而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制之完善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环境中最活跃的部分,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环节。保护、发展扣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意义重大。虽然我国1988年我国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并于2004年进行了修改,但是野生动物保护依然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薄弱环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滴血的交易

全世界每年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额,高达100亿～200亿美元,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所得到的利润,仅次于毒品及军火贩卖。尽管野生动物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但是在金钱的驱使下,盗猎者和走私贩们正把野生动物推向灭绝的边缘。     

全球头号野生动物走私犯再落法网

52岁的马来西亚人黄景良，绰号“蛇王”，是走私濒危野生动物的世界头号通缉犯。黄景良从事野生动物走私已近30年，2010年12月在马来西亚被判入狱5年。他的落网，也揭开了每年交易额高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全球野生动物走私贸易的冰山一角。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披露黄景良如何被绳之以法。     

食用野生动物的伦理思考

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除有关法律的约束之外,应从伦理的角度加以教育和引导,即树立中外学者所倡导的动物解放论和权利论的观点应禁食野生动物;继承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要爱护野生动物。同时,改变人们的饮食误区,纠正野生动物是人类“最佳食补”的错误观念,同时指出食用野生动物易造成疾病流行等不良后果。     

蒙古的野生动物

蒙古各地,东方平原和有悠久历史的戈壁等地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和飞禽。生活在蒙古自然地理分布带的共有一百三十种哺乳动物、三百七十多种飞禽和七十种鱼类。 1981年,在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市举行了世界野生动物展览会。蒙古在展览会上展出了猎     

北京城市生态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北京的生态城市建设离不开城市林业工作 ,城市野生动物保护是城市林业的重要内容。城市化发展给城市野生动物带来了新的变化 ,绿色奥运、环境保护、城市居民生活要求搞好城市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建设。北京城市的绿化、河湖治理有了“绿和美”的效果 ,具备了野生动物栖息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城市野生动物保护和建设能达到“活”的目的。城市野生动物的保护可采用招引、释放等办法来实现。     

野生动物产品消费批判

野生动物产品消费就是人们为满足衣、食、医疗等需求而购买和使用野生动物产品的消费行为。中国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野生动物产品消费的传统。中国文化对野味的兴趣和嗜好以及将许多物种的成分入药治病的习俗,使野生动物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以我国的熊胆入药为例,人们以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陆生野生动物交易中的行政管制完善路径

行政管制作为政府公权力的介入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以保护人民安全健康、保护环境和防止事故为目的,对存在公共风险的行为进行制约.我国野生动物立法虽确立了动物规范利用原则,但当前政府实行的行政管制措施加大了野生动物利用难度,"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再次成为争论焦点.交易作为利用的前置环节,在交易环节采取的合理行政管制措施将有效地规范野生动物利用与公共卫生安全.通过分析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现状,发现我国的行政管制存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狭窄且封闭、部分行政管制措施不合理、行政管制措施缺乏卫生与安全意识等问题,结合国内外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实践提出扩大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丰富管制方式、加强陆生野生动物交易风险与卫生管制措施等完善路径,以期完善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