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误读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戏剧体式嬗变

话剧与戏曲属于不同的戏剧类型,有不同的艺术规范。近代对话剧艺术规范的认识是伴随着对西方文学性演剧方式的误读及误读成分的消减同时展开的。在比戏剧这一文艺体裁概念更切实、具体的话剧和戏曲的文类层面来探讨中国现代戏剧体式的嬗变,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梳理现代戏剧变革的取向,也对认识当代的戏剧发展和现代戏曲文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论贾平凹小说的体式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在体式上可以分为“性格”小说、“人物命运”类小说、“写意”小说、“散文化”的长篇小说。“性格”小说,“人物命运”小说以对某一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现为结构重点,小说的各组织部分从不同的方面塑造这一人物性格而形成整体的组织关系,人物作为小说叙事内容的展开中心而存在,“写意小说”对于古诗文传统有着明显的继承,“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则出现了一种“絮语化”的倾向。每一种体式都体现了他创作思想、文学观念的变化。     

论法学范畴体系

范畴体系的建立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本文从法学范畴体系的建构方法、框架结构、中心范畴和基石范畴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建构法学范畴体系以及建构什么样的法学范畴体系的问题。     

从传统范畴论到先验范畴论——康德的先验逻辑对传统形而上学范畴论的批判改造

康德的先验逻辑以范畴与感性 (直观 )的固有关系为主线 ,实现了对传统范畴论的改造。这种改造工作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在先验的视域内、在逻辑的水平上割断了范畴与超验对象的联系 ,确立了范畴和直观的内在关联 ,从而使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特有逻辑存在形式的范畴的思辨推论变得不合法。这也就从学理上论证了作为绝对知识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正因为如此 ,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成为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经典本文 ,至今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30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

３０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当时的现实主义剧作家采取了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模式,以求达到主体性和客观性、倾向性和写实性的统一。其中一种更偏重于主体性和倾向性,另一种则更注重客观性和写实性。这两种创作模式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最终推动了３０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拓展和深化。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的形成,是３０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３０年代话剧艺术的精髓     

论范畴构建的不确定性

范畴是认知主体通过自身的经验与体验对客观物质世界普遍本质进行的分类。范畴对客观事物的划分不是随意的区分,而是通过大脑对事物进行的范畴化认知。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形成的,具有体验性。但是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不确定性及认知主体认知的差异、认知过程中语境的变化、认知视角的不同等,范畴的构建具有不确定性。范畴的不确定性是认知主体在体验过程对客观事体的自然反映。     

话剧文本的成熟——论剧场戏剧对文明戏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剧场戏剧和文明戏都是中国话剧的非常重要的形态。它们的出现和当时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也和话剧自身发展的规律密切相关。其中20世纪30年代剧场戏剧的出现,是对早期文明戏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话剧文本创作进入成熟阶段。研究剧场戏剧和文明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对剧场戏剧有了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中国话剧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从而在整体上认识并把握中国话剧的发展线索。     

论古代文学鉴赏范畴的中国特色

文学鉴赏是人们的文化观念与审美心理、审美习惯的综合体现。我国古代在长期的文学鉴赏实践和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凝结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鉴赏范畴。主要表现为主体的直觉感受型、抽象理念的具象化、名词术语的模糊性。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

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 是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１．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 集中在话剧形式： 只说不唱的演法, 与话剧观念： 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两个方面。２．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 比较广泛。这时的翻译者、改编者, 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 过渡到注视圣经题材剧。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客观上有助阐明基督教精神的作品。３． 现代剧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 到注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变化过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话剧的“汇合”, 成为中国话剧蜕变、发展的一个条件, 也使中国话剧剧作更加多彩     

论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时代语境

中国话剧初期创作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从当时国内、国际的时代语境来说,中国大转型时期社会观念的颠覆与重建与西方悲剧意识的影响与渗透应是中国话剧悲剧意识的主要成因。悲剧意识的形成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大团圆”模式,成为中国话剧初创时期的主导艺术特色。     

论中国现代诗剧的修辞艺术

诗剧的诗体语言要达到凝练、生动、精确而富有魅力,就必须注重修辞艺术的应用。对于现代诗剧来说,语言的含蓄美即来源于修辞的应用。具有含蓄美功效的修辞手法包括夸张、折绕(婉曲)、象征、复义(含混语)、隐喻等。这些辞格在中国现代诗剧中的运用,使诗剧的语言表现出幽婉、凝重的特质,从而使现代诗剧避免了情绪的直接倾泻。借助语言修辞而达到思想上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彰显中国现代诗剧语言艺术感染力的重要途径。     

汉语不同句式中的空语类探析

空语类是转换生成语法的中心课题之一,生成语法家认为空语类的存在具有心理的现实性.深入了解空语类的性质是揭示汉语语法结构特点的关键所在.从传统语法和空语类理论两个层面对汉语不同句式进行分析,对促进汉语研究的深入发展有一定意义.     

“新潮演剧”:中国戏剧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清末民初的中国剧坛,以"新潮演剧"为标志,开启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程。"新潮演剧"不仅蕴涵着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中的各种文化矛盾,而且以此为起点,显示了中国戏剧审美现代性的确立。从而,在艺术精神上,表现出传统教化意识转化为现代形态的启蒙诉求;审美形态上,形成了话剧与戏曲的二元对应。从而,以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为开端,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审美与功用之间体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张力结构,影响和制约着现代中国戏剧的历史走向与逻辑进程。     

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

"五四"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她的发生发展与西方小说的引进介绍不可分,但她与传统文化、文学的联系更不容忽视.现代小说生成之中,其小说结构形态(文类)的形式背后,也联系着宇宙观、人伦精神、"士"阶层特征、"逍遥"人生的自由追求等诸多传统的内涵.最重要的是,现代小说家一方面自觉地对传统进行着创造性的转换,一方面在其创作中始终抹不去一种传统精神的保留.因而,她昭示了现代小说中国化的某些本体和核心命题,以及"五四"小说现代性究竟是如何再造传统和精神延续的.     

论近代传奇杂剧语言变革的三大趋势

近代传奇杂剧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中国戏剧从传统戏曲向现代戏剧过渡转换的显著特征 ,形成了独特的面貌。在语言形态上 ,近代传奇杂剧的变革主要呈三种趋势 :报章体语言向传奇杂剧日益深入地渗透 ;西学东渐对传奇杂剧语言愈来愈明显的影响 ;方言在传奇杂剧中的运用比以往更加频繁。这种语言形式变革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现出传奇杂剧最后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和重要价值     

论鲁迅现代诗剧的体裁特质

中国现代诗剧的体裁分为两种形式,分别是戏剧化的诗(剧中的诗)和诗的戏剧化(诗中的剧)。学界以往的研究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戏剧化的诗,而实际上,诗的戏剧化形式的诗剧也是现代诗剧的一种重要体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鲁迅是少有的创作过两种诗剧体裁形式的作家。通过研究与论述鲁迅现代诗剧的体裁特质,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与艺术形式的积极探索与开拓。现代诗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也有鲁迅先生的一份贡献与实绩。     

端方与近代中国社会诸群体关系考论

近代中国活跃着一些新兴的社会群体,任何一个公众人物都难免要与这些群体打交道。端方,作为清末长江流域省份位高权重的督抚大员、朝廷出洋考察宪政大臣,在清末多维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新兴绅商、留学生和一般在华外籍人士均维持一种融洽互助的关系,与旧式绅士和外人侵略行径则表现为冰火难容。他的这种社会关系的样式犹如一个完整的坐标系,清楚地标示出端方在进步与落后、开放与排外、改革与保守之间的基本点位。端方属于趋新求变的改革之士。     

论“五四”话剧中的模式剧与译编剧创作

在"五四"话剧创作中,以西方近现代戏剧文学为文本参照的模式剧与译编剧是重要组成部分。从时代与现实背景上看,这是中国戏剧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五四"剧作家群体主客观局限性的现实折射。从具体的创作趋势上看,基于"五四"剧作家创作热情与反映现实的可操作性的考虑,它又经历了从对西方话剧进行部分移植的模式剧向全盘借鉴模仿的译编剧的转变过程。"五四"模式剧与译编剧创作一方面反映了对西方戏剧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为"五四"话剧的原创性创作起到了有益的示范作用。     

早期中国话剧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理论意义

外倾社会心态制约着近代以来的中国戏剧变革最终走向了移植西方话剧的道路。人们对话剧的热情有时并不在话剧本身 ,而在于赋予话剧之外的那层心理色彩 ,在于人们对话剧的热情中把自己的社会心理倾向表达出来了。早期中国话剧研究的成果 ,对认识当代中国文艺的诸种现实多有裨益。话剧传入中国的文化史价值 ,主要不在于它传达了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而在于它改变了传统中国戏剧的格局。早期话剧在文化史上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恰恰在于它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