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洋务运动

經过两次鴉片战爭,一部分带有买办傾向的封建地主官僚逐漸得到了这样一个認識:要挽救搖搖欲墜的清朝封建統治,必須向“兵强国富”的西方資本主义国家学习一些本領。他們主张在勾結外国侵略者的同时,采用它們的軍事装备和生产技术,以維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秩序。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他們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先后創办了許多新式的軍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曾国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便是这一派封建地主官僚的代表人物。七十年代初期,曾国藩死去后,曾系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构成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主体。如果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经营,古老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生可能还要推迟许多年。关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从总体上说,洋务运动并不是“中外勾结”,“华洋会剿”的产物;二、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并不是适应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需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它们在华势力的扩张;三、洋务派虽然雇用了一批洋员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但不能过分夸大这些洋员在洋务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形而上学的祛魅——兼论哲学终结的终结

自巴门尼德始,形而上学经历了一个学科逐渐趋向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黑格尔哲学将其推到了顶峰和完成.形而上学在现代哲学看来已落入不可自拔的理论窠臼,成为被诘难的标靶和被遗弃的对象.然而,痛贬形而上学学科化的种种时弊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本身超越性意义的终结,更不意味着哲学致思的终结.在马克思哲学中,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的生存本性理解的形上视阈、本体论维度和哲学思维方式.     

论左宗棠与洋务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历来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提并论。近年来,史学界比较一致地肯定左宗棠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如何评价左宗棠的洋务运动,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篇文章成文较早,所以只能提出一些粗略的看法。     

现代技术与艺术嬗变——兼论“艺术终结”

现代技术对艺术的渗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艺术的特征,在艺术领域中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成为艺术创新和发展的动力。艺术的发展总是和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技术非但没有束缚艺术的发展,而且给了艺术表现以极大的自由。技术不仅使艺术走向大众,帮助艺术实现了人类的想象和幻想,而且已经内化在艺术的有机整体之中,实现了技术向艺术的转化。因此艺术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某种艺术形态或者艺术的观念。     

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兼论洋务运动的性质

曾国藩是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迹的.他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运动,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提出"师夷智"以自强,筹办起洋务.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还提出了所谓的"驭夷之法",形成了他的"驭夷"思想.这个"驭夷"思想不仅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所接受,而且为他的门生李鸿章所继承,成为以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曾国藩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二十三岁(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举,二十八岁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当了京官.这时已是     

哲学的贫困如何终结?——兼论马克思的哲学

我所理解的哲学的贫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半个世纪中的相对停滞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贫困,并非说它在半个世纪中没有任何一点发展和进步,停滞是相对的,不能说是绝对的。但是,从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重大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现时代,其生命力在衰弱下去。停滞虽然是相对的,但却是严重的、长期的,在我国至今还没有见到停滞的终结。     

张之洞学术思想论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以往对他的研究多瞩目于政治、经济活动方面,对其学术思想注意不够。张之洞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他本人于学业十分勤勉,“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八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登解元,二十六岁题名探花。青少年时代神游学海,发奋攻读的经历,不仅铺垫了他厚实的学问根底,而且陶冶了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重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前者是低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后者是高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但二者紧密关联,不能割裂.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质的区别,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一 19世纪60年代初,清王朝既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又面临着太平天国、捻军及各地农民起义的冲击,危机十分严重.洋务派为了“平内寇”,“御外侮”,拯救危机,打起“自强求富”的旗号,兴办洋务,倡导改革.政治上他们与人民大众为敌,充当清王朝的帮凶,是反动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又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     

再论张之洞与洋务活动

洋务运动中,张之洞是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晚清末季的历史有相当影响。由于他从政时间长,经营洋务项目多,故对其认识颇有争议。笔者前时曾对其洋务活动的经济效果作过初步探索,如从广泛的意义说,该文只能反映局部情况。为此,本文再就其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活动,进一步作些考察,看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洋务究竟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怎样认识,并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城乡隔离”及其终结——兼论中国城市化的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始于五十 年代初,其推行的重要条件,就是城 乡相互隔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城乡分割式工业化 道路的产生有一定 的必然性。但在当今条件下看城乡隔 离于城乡双方都是 弊多而利微的。逐步改革城乡分割旧体制,是促进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步骤之一。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1889-1907年),正是中国茶叶贸易历经高峰后的滑坡期。在经历增收书院捐受挫之后,张之洞深入研究茶业现状。为了重振两湖茶业经济,他多方谋划,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政策措施,并亲身贯彻落实。张之洞对汉口茶贸的关注和努力,虽未从根本上扭转茶贸颓势,但为后世留下了极富研究价值的商政遗产。     

论张之洞与维新派之关系

<正> 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维新派赞助甚力又连生纠葛,二者关系扑朔迷离。以往论著多取政治视角,囿于派别成见,以洋务与维新两派的政治搏斗立论,从而抹煞了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似乎缺乏历史感。本文着重从人际关系、心态分析和学术论争等角度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管窥蠡测,冀求批评教正。一维新派的同路人张之洞与维新派结缘有其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早在甲午战前,他就以捐赀广学会翻译出版西书而著称,更以对外主战和兴办洋务的恢弘气度赢得了许多仁人志士的景仰。讲求变法的杨锐、夏曾佑和汪康年等人相继入张之洞幕;刘光第也“时时想闻风采”。梁启超称张为“今世之大贤”,主张“力赞芗帅”(之洞别称)。甲午战争期间,     

论洋务运动的爱国性质

论洋务运动的爱国性质●游唤民洋务运动是不是一个爱国运动？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严重分歧。基于此，笔者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意见，以请教于方家。从１８６１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起，至１８９５年“公车上书”前夕止，清廷内部的中枢奕讠斤、文祥和...     

形而上学的终结与时间概念的解构

"时间"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形而上学的本质性视角.不论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对时间概念的传统的理解,还是海德格尔对时间作存在意义的理解,都铭刻在形而上学的历史内部.这种铭刻在形而上学历史内部的时间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当前的、永恒的、超验的时间.在德里达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要超越逻各斯中心主义,关键就在于超越形而上学历史内部对时间的理解.德里达把时间诉诸于延异、差异的踪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德里达开辟了一条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新道路.     

张之洞教育思想论

张之洞教育思想论何晓明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是洋务运动的殿军式人物。他的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入仕之初，即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后，抚晋、督粤，兴学育才，多有辛劳。尤其是移节湖广及暂署两江期间，主持创设各...     

论张之洞的洋务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官僚。他服官40余年,几与光绪朝相始终,迭膺疆寄,海陟纶扉,“宣勤最久,勋望卓著”,在清末枢臣疆吏中鲜有与之相埒者。张之洞一生政绩斐然,但主要是致力于洋务运动。他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其活动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规模之大、包罗之广、作为之多,堪与李鸿章相颉颃。由于张氏长期身居要职,他的洋务思想对清王朝的统治决策,对晚清政局,对洋务运     

张之洞政治风格论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政坛的风云人物。关于他的政治业绩,论著颇丰。但是他的政治风格,却鲜有论及。 张之洞以“儒臣”著称于史。有人曾问张的幕僚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答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     

论张之洞的洋务观

近年来,随着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所阐发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更成为议论的话题。褒之者说,《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并据此认为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贬之者则认为,张之洞是个“真洋务假维新”的投机分子,而《劝学篇》则是这个投机者以“虚伪”手段,“向顽固派‘输诚’的礼物”。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孰是孰非?笔者以为,颇有辨明之必要。因为这个是非,不仅涉及对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个人及其思想的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问题。为此,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史学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