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的四大主题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作的一部比较有特色的史传作品.建国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吴越春秋>的研究从作者、版本流传等问题拓展到了文体、文学成就、史学和文化学价值等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对<吴越春秋>进行置新审视.笔者认为它至少应包括对历史进行反思、宣扬复仇主义、祟尚侠义精神和突出江南情怀等四个主题.     

《吴越春秋》中的诗歌辨源

<吴越春秋>中保留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产生于汉代或汉代以前,对研究唐诗鼎盛以前的诗歌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对其来源的考证,这些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引用前人的诗歌、改用前人的诗歌、自己创作的诗歌.总览这些诗歌,可以从中了解诗歌从先秦到汉代发展的一些特点.     

《吴越春秋》标志被动句研究

被动句是上古时期才出现的一种句式,<吴越春秋>作为成书于东汉的一部著作,其中的被动句全面地反映出了上古时期被动句的各种情况:"于(於)"字式;"见"字式;"为"字式;"为……"式;"为……所"式;"为所"式;"被"字式;"受(于/於)"式等.对<吴越春秋>的标志被动句进行穷尽性的调查分析,对于研究古代汉语被动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吴越春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本文考定《吴越春秋》作者赵晔主要生活于东汉前期 ,约为公元 35～ 90年间 ,《吴越春秋》则成书于赵晔生活的最后阶段。赵晔著史透显着东汉前期的时代风尚 ,而赵晔今文经学经师身份则是造成《吴越春秋》非信史特征的重要因素。     

情感热烈诗韵浓郁——《吴越春秋》诗性特征剖析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著的一部奇书,记述了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风云历史.从美学的视角看,该著具有鲜明的诗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其浓郁的抒情色彩、大量歌诗的引用、诗美语言的运用及“有韵味”情境的创造等方面.《吴越春秋》诗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是多层面的,作者孤傲愤世的性格、《诗经》多方位的影响及吴越好歌习俗,是其中重要三点.     

《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要离故事的关系考察

<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七所引<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要离折辱椒(菑)丘的故事在主体框架、具体细节上都有极大的相似性,两者具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因此,在分析<吴越春秋>中的要离故事时,必须将<越绝书>佚文纳入考察范围.     

尹洙《五代春秋》对《春秋》书法的继承

尹洙的《五代春秋》是宋代史学模仿《春秋》书法的代表。一方面,《五代春秋》在书法形式上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以王纪年、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五种;另一方面,《五代春秋》在思想上继承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正统＂、＂尊王＂和＂攘夷＂四点。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孔子整理修订《春秋》的三种方式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的性质

《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是对《春秋》的解说,包括对《春秋》所记载的史实的补充和评论,所以《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是历史著作。《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以各自自己的思想阐发孔子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所以《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又是政治著作。     

《文心雕龙》的《春秋》经、传批评

<春秋>经、传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其对后世经学、文学、哲学、史学等所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文心雕龙>将经传视为"原始以表末"的最重要依据和"选文以定篇"的首要范本,并从文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其意义和价值:经"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传乃"记籍之冠冕",二者共同树立起了文章立论之规范;经传俱隐义藏用,于文为约,吐纳自深,是后世箴、颂、议对、史传等诸体文学创作的光辉典范.     

程颐《春秋》佚说考述

今论程颐<春秋>之学者所用材料向不出<二程集>之范围.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对程颐<春秋>说的征引极为详尽,多达300余条,绝大多数原文见于<二程集>,但其中有16条原文逸出<二程集>之外,当系程颐的<春秋>佚说.这16条佚说是研究程颐其学的新材料.其中有9条,在<二程集>有类似的说法,甚或文辞亦有相近者,这可能是因为同出程颐一源,而门人弟子各记所闻,所述互有异同.其他7条佚说,在<二程集>中都找不到类似的说法,这对程颐乃至宋代<春秋>学的研究而言,更可谓弥足珍贵,意义尤其重要.     

《红楼梦》中的《春秋》大义

《红楼梦》乃曹雪芹的"哭泣"之作,他在小说中确为"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之女儿们的人生悲剧而哭,而且属于感情深、哭泣痛者.但曹雪芹深以为悲痛者,又远不止女儿们的人生悲剧.曹雪芹所悲者,有身世、有家国、有人类社会,其在《红楼梦》中所再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身陷其中而又不能自拔的悲剧.曹雪芹并没有把再现如此的悲剧为小说的宗旨,而是在探寻悲剧之因和从悲剧中走出的路子.曹雪芹以女娲所炼的补天之石为小说的引子和线索,显然是有寓意的,这一寓意中更多的是积极意义的探寻.所以,曹雪芹有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红楼梦》寓有《春秋》大义.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从《国语》看春秋时人的语言观

《国语》是研究春秋社会文化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包含大量的反映春秋时人言语活动及语言观的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梳理、分析与归纳可以看出,春秋时人的语言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言语在社会文化中重要地位的强调,立言是贵族大夫实现其生命价值的重要手段,言语决定贵族大夫政谏、外交专对等政治活动的效果;二是对言语伦理规范的总结,如无远、忠、敬、信、仁、智、教、孝、惠、让、顺、义利统一、勇有所制等。这些伦理规范是春秋贵族文化的表征,是其君子人格的形象体现。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