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集聚、城市规模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理论提出地理集聚、城市规模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假说。随后以地表PM2.5浓度反映雾霾污染程度,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从产出、就业和资本这三大层面测度各城市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并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分析了地理集聚和城市规模对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地理集聚对雾霾浓度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但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尚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地理集聚的提高而加剧的阶段。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张有助于缓解制造业集聚对雾霾污染产生的加剧作用。此外,地理集聚与城市规模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我国雾霾的区域差异及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异质性明显,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探究雾霾污染的区域差异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Dagum基尼系数和Tapio模型,研究了中国2015—2020年雾霾浓度的区域差异及其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情况。研究发现,各大经济区PM2.5浓度均处于明显的下降趋势,且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点,季节性变化呈现出“冬高夏低”的特点;PM2.5浓度总体区域差异有扩大的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西北综合经济区的区域内差异扩大趋势明显,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的区域内差异缩小趋势明显,黄河中游、长江中游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的区域间差距扩大趋势明显;大多数地区雾霾浓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都表现为强脱钩状态,但脱钩状态不具有持续性,脱钩稳定性较差。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城市规模与聚集效应分析

应用聚集经济原理,通过对适度城市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相应指标对长三角不同规模城市的效益进行了动态和静态比较分析,提出我国现阶段通过优先发展大城市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基本原则,同时提出对东中西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最后对城市化过程中导致的“城市病”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基于灰色关联综合分析法的江西省城市规模效益分析

城市规模效益是其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方面的综合效益,运用灰色关联综合分析方法,选取能充分反映城市规模效益的20个指标,对江西省11个城市的2004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比较相互之间的关联系数,进行灰关联聚类,有针对性地提出各城市规模效益策略。     

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城市网络为依托的多中心经济发展新模式日益凸显.为此,文章结合城市经济和环境经济理论,通过计算城市规模分布的位序指数以及变换的首位度指数来测度各省份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区域多中心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区分城市规模和冬季供暖情况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同时,测算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省份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升而下降的阶段,多数省份的雾霾污染则随着区域内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加剧.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是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重要途径,且前二者与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对降低雾霾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从雾霾治理视角思考中国未来区域空间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台湾城市规模分布初探——基于位序—规模法则的分析

运用城市位序—规模法则,对台湾从日治时期至今的城市规模分布体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台湾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由日治时期的人口相对集中于大城市逐步发展为战后的人口分散于各级城市的分布格局。战后台湾之所以能构筑起各级城市规模均衡发展的多层次城市体系,主要得益于其工业化发展模式及政府制定的人口分散政策。     

基于3S系统的我国城市规模协调性分析

提出了城市规模3S系统的概念,并对城市规模各子系统的单系统协调度及3S系统整体协调度进行了界定;在计算各系统协调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规模的协调性,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比较。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我国城市规模3S系统整体协调性、及各子系统的协调性都比较差,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城市规模3子系统中,城市用地规模子系统的协调性相对较好;东、中、西三区域城市规模子系统协调性的相对优势出现分化。     

幸福与经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探因

影响一个人幸福的因素很多,经济收入无疑是基础性的因素.不过,幸福与经济收入却并非线性关系.造成幸福与经济收入非线性关系的原因固然很多,笔者仅以幸福的特征为视域加以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幸福的层次性、主观性和终极性特征,导致了幸福与经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产生.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城市环境污染:加剧还是缓解——基于268个城市数据

本文运用268个城市2003～2015年面板数据,估计了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城市不同污染物的影响。研究显示:(1)全样本下,金融规模与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均呈"倒N型"关系,金融效率与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均呈"U型"关系;(2)分地区来看,东部城市金融规模和水体污染呈"倒N型"关系,东部城市金融效率、中西部城市金融规模和效率,与水体污染均呈"U型"关系;(3)分阶段来看,2003～2008年金融规模和效率与水体污染均呈"U型"关系,2009～2015年金融规模和水体污染呈"倒N型"关系,金融效率与水体污染则是"U型"关系。     

经济开放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开放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影响收入分配：Stolper-Samuelson定理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经济开放引致的技术进步效应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经济开放分为贸易开放和外资开放,利用我国1995～2005年间省际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者均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所幸的是我国大多数地区目前仍处在U型关系的左边,因此在我国经济开放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之关系——基于湖南省城市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检验

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湖南省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人均GDP）为11 014元。第二,高门槛区间有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衡阳、郴州、常德、娄底、张家界等地区,低门槛区间有怀化、邵阳以及永州地区。第三,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数量的相关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呈现出“U”型关系。     

中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中国城市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及空间集聚特征,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1)我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态势良好,不同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异质性。(2)从全域来看,我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从局域来看,我国城市普惠金融发展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3)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和交通便利水平均为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因素,且不同区域的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研究--来自中国73个城市的经验数据

“中国式分权”带来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文章以我国73个环境重点监测城市2003～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市层面的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不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支出分权的提高都会提高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前者通过“政企合谋”实现,后者则通过地方官员支出的偏向实现,且前者的影响更大,造成上述结果更重要的原因是官员考核机制的缺陷,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应该改变现行的地方官员考核评价机制,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等逐步提高环境质量。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基于我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城市良性建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加深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梳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耦合协调过程,构建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的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空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均衡,而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最高。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要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合互通的数据平台;推动资源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推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等。     

精明增长与城市发展:基于城市生命周期的视角

城市既是地区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密集区域,也是资源环境的高压区域.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之上的.从城市生命周期的视角看,传统线性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能源的短缺不仅给城市环境带来了持久的压力,最终可能使城市由繁荣走向衰退.精明增长模式是突破城市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使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本质上看,是促进城市向精明增长的手段.通过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城市实现向精明增长的转型,可以避免城市衰退,延长生命周期.     

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资本与志愿行为——基于中国27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志愿行为是社会服务的重要来源和当前中国重塑社会道德必不可少的力量,当前中国志愿服务主要参与者的特征是:中低收入、中共党员、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党政机关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文化资本变量对志愿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有着清晰的跨越不同生命周期的志愿行为模式,年龄和志愿行为参与倾向之间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关系。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加强公众的文化资本,提高其参与志愿服务的倾向,最终引导大众将遵守道德作为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