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事学”

新闻的本质是事实。它主要是写事,不是人;只不过事在人为,因事及人罢了。即使是着重写人的报道,还是离不开大量事迹。因此,也可以说,新闻是“事学”。一、渊源“新闻即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就记事的角度看,区别仅在“时差”。记事之书叫史。《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近代史学家章炳麟说得较具体:“记事之书,唯为客观之学。然则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客现记载,而非贵有丰     

口述历史与语言学

口述历史是一种言语活动,即采访人与受访人的对话交流和协商建构。采访人须具备交际语言能力和语言学知识,懂得营造和适应语境,熟悉地域和社会方言,遵守会话合作原则。在采访对话中能觉察口误、概念不当等言语事故,设法质询、订正或标记、说明。在口述历史录音抄本的整理过程中,保留口语形态,致力于保持语、文张力。口述历史可作语言学研究路径,可使用访谈和实验方法调查语言现象、研究语言问题;在录音抄本整理中进行语音识别、语义分析、言文差异、言语理解、言语表达等方面研究;录音录像档案即语料资源,可供方言、语言历时演变、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等进行研究。口述历史档案即人类个体记忆库亦即大型语言数据库,可供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推进语言学研究方法革新。还可通过口述历史进行“语言人”的研究,通过口述历史,研究言语风格、个人方言、口头禅等因素,探索言说者的思维习惯、心理信息和精神特质。为濒危语言使用者做口述历史,可记录口述者生活阅历和文化经验,同时记录濒危语言的“语言病历”,鼓舞该语言使用者的信心,保护语言资源和语言生态;进而建立“语言种子库”,为语言复兴保留一脉生机。     

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传递历史记忆的媒介,口述传说、文字、身体、仪式、碑刻等不一定能完全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但透过这些方式选择、重组与诠释的“过去”,往往成为人们合理化当前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湘西古丈县田家洞为改土归流前永顺宣慰司下辖的小长官司,村中土司后裔——田氏自改革开放后,藉由祖先传说、修谱与立碑、仪式展演等活动叙写家族历史,强化族众认同。实际上,围绕历史记忆展开的家族建构不仅体现了不同能动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也为诠释“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复苏提供了一种视角。     

王文芝展演凉山州蒙古族族谱的口述民族志

口述民族志作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种探索，强调普通民众的发言权，在研究过程中加入了研究对象对自身文化的解读。笔者采用“口述民族志”方式开展凉山州蒙古族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系统性专题研究，凉山州蒙古族老人王文芝以“口述民族志”的方式展演当地蒙古族的文字记录与口述记录等各类族谱。从王文芝老人的自我陈述与自我阐释到笔者对口述民族志访谈资料所蕴含的“内隐记忆”的田野阐释，这则“对话式”口述民族志凸显了作为当地蒙古族文化持有者的王文芝的个体经验和人生经历传达，具体细节化地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彰显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行动选择，展示了凉山州蒙古族社会性身份的构建过程。口述民族志应该为当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口述史是通过大脑记忆进行的当代公众历史研究

口述史是通过口述的方式将当代公众历史记录下来的历史研究模式。其基本特征有四:个人本位原则，双向互动的建构，参与人员的低门槛性，当代历史记录性。采访人的历史意识与文本习惯，这是产生口述史的基础。口述史是历史记忆代代传承的产物，其发展阶段是历史记忆的几种外化方式。口述史的性质经历了由组织本位到人为本位两大阶段。在公众史学的“人为本位”原则下，口述史是主体建构，就是让人民说话，参与历史的建构。口述史征集到的是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所以口述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对大脑历史记忆的怀疑必须有限度，不能泛化成没有底线的全面怀疑。口述史提供的是第一手信息，须等待别人来进一步考订，成为更精确的科学历史知识。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要保持平衡，可提供两个不同的版本，历史版本要全面保真，当下传播的版本可以有所节略。     

现代性概念对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历史学家借助历史范畴或概念整理 ,编排和解释历史事件。“现代性”概念是 2 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范畴 ,它指出了大多数国家 2 0世纪历史发展的目的。本文讨论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特征的内涵及其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意义     

何种历史: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

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的家族共性,在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时,应该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口述历史接地气的气质是其时下受到欢迎的重要质素,口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现,但需要以求真为前提,在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口述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它对历史抱持温情和敬意,是一种敬畏历史、致敬生命的实践,它把感性请回历史学,与见事不见人的历史书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当之无愧的“活历史”。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口述史与历史学家

口述史既是历史的最新形式,也是历史的最古老的形式。最早的专业史学家是无文字社会中的口头传说者。今天,在非洲村落里,我们还能发现口头传说者的后裔,他们凭记忆能背诵远至十代以上的大家族的家谱。各个朝代的部落酋长,并能历数十代人中发生的天灾人祸。随着文字出现后,口述史料仍然为人们重视和使用。直到十     

胡应麟小说史料论发微

胡应麟认识到小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虽然小说非记事之史学著作,“尽采”以入史并不妥当,但却可以把它作为史料来看待,适当地采以入史。他的小说编纂工作,就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既看到了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又看到了二者的联系,颇具辩证色彩。任何强调其中之一的做法,都是偏颇片面的。     

《有夏志传》与《山海经》之双向探考

《有夏志传》凭依《山海经》的有限材料,运用取舍缀合、点染生发的手法,再现了大禹治水的历史壮举。《有夏志传》的创作实践,又反过来说明《山海经》确是据大禹治水的原始材料整理编纂成书的。《山海经》之“经”,是“经历”之“经”,而这“经历”山海之人,就是禹;驱使禹作这一番“经历”的动因,是治水。所谓“五臧山经”,就地理经界而言,是指的五大地域;就人的行为经历而言,则是其中的五大阶段。在中国,不是神话的“历史化”、而是历史的“神话化”的过程特别厉害。《山海经》是严谨而客观的实录。其中少量的神话传说,不论如何荒诞,都可以从历史的存在中找到科学的解释。     

近四十年来滇西抗战档案编纂开发研究

滇西抗战档案的收集整理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总体上呈现出阶段性、地域性、多样性的特点。近年来在编纂开发方面取得突出进展和多种成果，使大量零散档案史料实现集成化和专题化。但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乏全面系统的开发利用，特别是开放公布、资源共享还做得很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从档案部门来说，急需与相关各方形成合力，扎实收集整理等基础性工作，抓紧开展口述档案采集整理工作，做好编纂公布等开发利用工作，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推动“基础工程”和 “应用工程”建设迈上新台阶。     

关于我国古代史体的两点浅见——读《史通·二体》札记

我国古代历史书籍不但种类、数量浩繁,而且编纂的体例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唐代的著名史学刘家知几所撰《史通》,对总结我国的史籍和史体作出了巨大贡献。《史通》中的《六家》、《二体》篇把唐以前的史籍分为六类,即“六家”;把史籍体裁归结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根据记载历史的特点,六家中的“春秋家”和“左传家”是以记事为中心,属于编年体;“史记家”和“汉书家”是以记人为中心,属于纪传体。很明显二体包括不了六家中的“尚书家”和“国语家”。那么,这两家的编纂体例又是怎样的呢?     

《舞台生活四十年》与口述戏剧史研究

《舞台生活四十年》是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记录整理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戏曲家回忆录。著作采取口述笔录与个人传记相结合的写法,按照学科理论来审视,属于口述历史的研究范畴。述作者以科学而独到的实践方式,在口述访谈、著述体例及戏曲的口头述录等方面颇具开创性,堪称“口述戏剧史”的经典之作。该著对于研究梅兰芳的生命史、演剧史以及中国戏曲史均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新时期的研究应从中借鉴有益经验,助推现代口述戏剧史的探索与发展。     

真情激荡、文野互补——读《中国知青口述史》有感

曾著有《中国知青史》的刘小萌博士新近又推出了《中国知青口述史》(以下简称《知青口述》) [1 ] 。该书 5 0多万字 ,是从他采访过的数十位对象中择取了 1 3位知青的口述编纂而成。从类型上看 ,作者尽量想使它具有比较广泛的涵盖面 ,所以挑选出来的有三类 :当年的知青典型、知青中的“民间领袖”和默默无闻的平常人。在“序言”里作者介绍了本书的写作缘起、内容和特点 ,并对“口述的价值与局限”进行了扼要的探讨。此外又以“导读”的形式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了概述 ;在每篇口述之前都有一个“采访前记”交代背景资料访谈感受 ,一…     

关于“全球史观”和世界史编纂的一些思考

在西方史学界，世界史编纂已有悠久的传统，但在这一传统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西方中心论”问题。西方中心论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学术规范，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作为世界历史的主线，以西方的价值观评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对其历史和文化造成遮蔽和误读。全球史家尽管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在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仍未做到彻底的“去中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编纂同样存在着西方中心论倾向。要克服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必须对本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世界历史的“中国维度”。     

傈僳族原始记事方法研究

历史上,傈僳族没有文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傈僳族人采用了多种原始记事方法。根据记事所采用的基本原则进行分类,可大致分为实物记事和符号记事两种。实物记事,即以实物来记录数字、决定、意见或感情,傈僳族使用石子、玉米等实物计数,并发展出了树叶信这一实物记事的最高形式。所谓符号记事,是以物件为符号标志或物件上做出一些符号,用以记事或传递信息。傈僳族的符号记事主要有结绳和刻木两类。结绳多用于记录数量、日期等,刻木则着重于记录契约。刻木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刻木信。20世纪20年代起,傈僳族地区出现了多种文字,原始记事方法逐渐消失,至今已不再使用。     

试析攀枝花三线建设史料的搜集及其意义

摘要：随着年代的推移与史料的不断发掘，三线建设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攀枝花作为三线建设工程中的“龙头之 一”，自然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目前现存史料主要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三大 类。对相关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及应用方法的探索皆对攀枝花三线建设历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华夏文明曙光的追寻者——沈长云教授访谈

沈长云，男，1944年生，著名历史学家。“无奴派”五家（黄现瑶、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之一，否认中国历史经过奴隶社会，突破“五种生产方式”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先秦的社会性质、土地制度、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等问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008年4月25日上午，笔者就沈教授的学术成就和目前研究方向等进行访谈，整理成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