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与国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双十节"纪念,在延续战前凸显"党国"符号的同时,也有一些新变化。在纪念活动中,国民政府不仅对内凸显救亡意象,彰显民族主义,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动员,对外也与盟国共庆,将"双十节"的民族主义意象与"以建大同"的世界主义意象融为一体。在"双十"叙事中,国民政府延续战前纪念中对辛亥革命领袖及国民党先烈的颂扬,并将"辛亥精神"发展为"抗战精神"。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借继续神话孙中山,和凸显其"革命尚未成功"说,将孙-蒋连接,推衍出孙中山正统继承人蒋介石独揽大权的合法性。     

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支持和支援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中国抗战实力与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密切关系。为准备对日作战,国民政府经历了由经营西北后方根据地向以西南为重点的战略大后方的转变,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确立了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此后,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宣告结束。并在此基础上,从"价值"、"空间"、"时间"三个维度初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     

抗战时期武汉人口疏散问题再研究

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因东北、华北、长江下游等地逐渐沦陷而不断向南、向西涌入武汉,致使武汉难民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出于武汉会战和抗战大战略的需要,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诸多有力举措,组建高效的疏散机构,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通过沿途救助、后方安置等诸多手段,将集聚于武汉的难民和武汉市民一百余万紧急疏散至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大后方,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并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和管控重大危机提供了历史借鉴。这一规模巨大的人口紧急疏散事件及其体现出来的"中国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的"武汉精神"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屈不挠的标志,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主政治趋势问题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主政治趋势问题薛德枢张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抗战，国民政府对其政权机构和政策进行了调整，在政权体制和政策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民主趋势。本文拟就自抗战开始至相持阶段到来前后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趋势问题作一...     

试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分水岭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了一次全国性的反攻--冬季攻势.这次攻势尽管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其准备之充分,投入之兵力,对日军打击之程度,均是抗战相持阶段空前的.本文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抗战政略、战略方针,国共关系及"速胜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后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一论断提出异议,并具体分析了冬季攻势前后国民政府抗战攻略、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从而得出冬季攻势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分水岭的结论.     

抗战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抗日战争中所产生的抗战精神,其内涵博大精深,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爱国精神、团结精神、自强精神、国际精神等四方面的内容.而其产生也是由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积淀、民族危亡的现实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国民政府的积极努力等多方面原因所促成的.抗战精神不仅在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当下我们民族所面临的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任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投降前的“决号作战”计划

正日军大本营在1945年1月"吕宋之战"失利后,制订了在本土继续抵抗的"决号作战"计划,准备动员315万陆军、150万海军、2800万民兵以及10000余架飞机与美军做长期交战,做殊死一搏。"从根基开始动员"1945年2月下旬,日军大本营宣布"从根基开始动员",征召从未入伍服役的19-40岁男性(包括过去     

论抗战胜利前夕收复台湾的教育准备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后,国民政府着手进行了接管台湾教育的组织准备、计划准备及师资准备工作,明确了台湾光复后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及实施的详尽步骤。这些努力,为光复后的台湾实现教育上的快速转轨奠定了基础。同时,教育方面的准备也存在一些不足,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政治动员的形成机制与范式之比较研究

政治动员必然是一种他组织机制形成的,但是政治动员可以借助社会自组织力量或者对自组织行为予以政治吸纳。政治动员包括集体认同和集体行动两种机制,仅可以作为政治主体挑战传统或旧有制度,探索新制度的组织化工具,也可以作为政治主体自我渐进调适以适应环境变革的组织化工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动员实践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改革的实践,形成了革命型动员与改革型两种基本范式。革命动员的逻辑是"先破后立",而改革动员的逻辑则是"渐破渐立"。革命动员强调"敌人"范式,而改革动员则强调"对象"范式。革命动员以目标和精神激励为主,而改革动员的激励则是建立在分权让利的基础之上的。革命动员以强制动员和群众运动方式为主,而改革则主要以诱导式动员和运动治理方式为主。     

论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

战争改变了国统区的食盐运输的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因时变革,举办官运。国民政府的官运开始于沿海存盐的抢运。随着商运的日趋衰微,官运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对于调剂军民食需、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战时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实行盐专卖制度的基础。但国民政府明显地缺乏足够的准备。     

光复初期台湾教育的接收与重建论要

为了顺利实现台湾教育的光复与重建,早在二战尚未结束之时国民政府就着手进行了准备工作。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按照既定方针对台湾教育进行了接收与重建。国民政府的准备工作必要而且及时,接收与重建工作紧扣主题、手段灵活,既实现了台湾教育从皇民化向祖国化的转变,又保持了台湾教育较快的发展水平。     

抗战时期黄炎培国民参政会民生问题提案评析

抗战爆发后,应因抗日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成立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国民参政会。作为著名的职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也被遴选为参政员,开始了在该会长达近10年的工作。由于长期在社会上从事教育改革和抗日救亡的事业,黄炎培非常重视民众的力量,并在国民参政会中提出了关于民生问题的提案。这些提案重点在于关心民众的痛苦,呼吁减轻民众负担,反对以抗日为名,竭泽而渔,搜刮压迫老百姓。由于国民政府的高压政治,黄炎培的这些呼吁无异于"与虎谋皮",致使其在经过延安访问以后,政治倾向迅速转向中共,并在战后将新中国的前途寄托了在中共身上。     

先秦史学生活刍议

史学生活即人类与"史学"相关的精神生活。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发端和初步发展期,包括史学生活在内的国人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打上了深刻而特有的印记。中国古代史学生活的一些突出特征此时皆已凸显,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中国史学生活首先从这一阶段着手,既是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也是"精神生活"研究的深入拓展。除历史鉴戒意识、法先王思想等论题之外,先秦史学生活研究还应包括"故实"观念、历史预参与意识、历史著作的阅读与接受等较为薄弱的方面。由于"生活化"特性,史学生活也应把视角更多地引向普通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先秦史学生活,有助于重建中华民族精神殿堂、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民国时期北四行汉口准备库述评

汉口是近代中国四大区域金融中心之一,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联营后,在汉口设立了联合准备库,共同担保和发行中南"汉钞"。1920年以后,武汉政局的急剧动荡,给汉口准备库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后者又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中南"汉钞"的发行额,也随着时局的变迁而一度触底反弹。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后,"汉钞"戛然而止。因此,稳定而统一的政局、健全的金融法规和完善的金融市场,是新式的股份制的私营银行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     

“士人”品格与中国高校教师群体的精神建构

"士人"品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志于道"的求索精神;"以天下自任"的济世情怀;"修己以敬"的品格砥砺意识."士人"品格曾是近现代高校教师的重要的或基本的品格.从大学的合法存在、大学社会功能的发挥、社会对高校教师的预期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这些品格在新的形势下对高校教师的精神重构的意义,并认为"士人"品格在高校教师群体精神中的重构应有制度性保障,而制度建设应在规限与自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精神产品的广泛性探析

人类原本和普通动物一样,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当人类产生了"自我",把世界说成是"人的世界"的时候,一方面人类在通过精神参与的劳动从自然中获取自然物和创造新的物品,另一方面也是人类从精神方面在占领自然,使整个自然成为自己的精神属地。人类的精神产品,可以划分为物质形态的精神产品和以自身的活动显示的精神产品。物质形态的精神产品如:作为工具和机器系统的精神产品,绘画、雕刻等艺术产品,书籍、杂志、传媒等各种文化视听物,此外,人把自己的生物体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特殊形态的精神产品。以人自身的活动形态显示的精神产品有两种:一种是物化了的客观形式,如语言符号等;另一种是人的纯粹的精神生活行为,如各种行为艺术。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交通运输组织良好与否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尽可能地组织和动员有限的交通运输力量以满足战事的需要,先后设置了一系列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并形成了一套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运行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体制特征,这一体制特征也影响了中国战时交通运输的效率.     

右翼民粹主义动员的“后真相”状态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民粹主义动员充斥着错话和谎言,一些民众虽然因此自身利益受损却仍继续响应民粹主义动员。这一现象与民粹主义动员导致的"后真相"状态有关。"后真相"状态意味着与诉诸客观事实相比,政治行为体通过诉诸民众情感和信念可以发挥更好的民众动员效果。民粹主义动员的目标是推动民意二元对立。在民意对立局面下,"后真相"状态随之产生,道德批判则推动"后真相"状态的固化。特朗普政府呈现比较明显的动员能力强、治理能力弱的特点,得益于右翼民粹主义动员推动形成的"后真相"状态,他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其支持率,反而利用新冠疫情防控话语推动美国民意围绕疫情防控形成新的两极对立,进一步固化了美国政党竞争的"后真相"状态。在特朗普民粹动员效果的示范效应下,民主党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策略也呈现了一定的民粹动员特点,利用种族问题开展了大规模民众动员,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全面民粹动员竞争的序幕。     

战时首都重庆的五四纪念与抗战动员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专门成立了陪都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以便顺利完成五四纪念的筹备和开展工作。陪都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通过五四纪念大会、火炬游行、游艺活动等方式,动员青年参与抗战建国。重庆各界形成一股纪念五四运动的舆论热潮,通过追忆五四,明确抗战紧迫性,强调青年的时代重任和使命等话语进行精神动员。在五四纪念日中,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积极开展募捐、慰劳、宣传等抗战服务工作,不仅支援了前线将士的抗战,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关注。     

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哲学反思

"奥林匹克精神"为人熟知,但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对它存在不同理解,甚至误解。为阐明"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从基本范畴"精神"入手,追溯"精神"的发展,揭示出精神是辩证法,在"精神"中,主体与方法、方法与结果是同一的,精神是自由的、不断发展的、历史的。精神对精神的认识是自觉的精神,哲学是自觉的精神。奥林匹克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哲学,是自觉的精神,其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使参与体育运动的人与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本身与运动的结果融合同一的精神,它可以包括从某些角度出发的特定的精神,但这些并不是也不会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全部外延——奥林匹克精神是不断发展的,是历史的,必然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