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我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法律对策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在医学实践中的推广和运用,供体器官短缺日益成为阻碍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但是,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器官移植的立法在扩大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促进器官捐献方面却无所作为,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加强器官移植知识的普及宣传、扫除器官捐献的观念障碍;制定"脑死亡"立法、确立脑死亡标准;构建便捷、高效、安全的全国性联动的人体器官捐献移植体系;扩大活体器官供体范围;对遗体器官捐献实行"必要回应"原则;建立人体器官捐献激励机制以鼓励器官捐献。     

死刑罪犯人体器官利用的禁止论

我国是设立死刑罪种较多的国家,在死刑罪犯依法被剥夺生命权后尸身的处理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利用说"和"禁止说"两大观点.但"利用说"存在着种种弊端,既与人权保障原则相悖,又缺乏法律规定应当具备的正当性、合理性.人体器官移植是医学界、法学界的敏感话题,死刑罪犯尸体的利用与否关系人性、人格和社会风化,在我国极易产生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利用"一说存在其无法克服的法律障碍,在依法治国的当下,更有理由禁止和摒弃.而坚持"禁止说",死刑罪犯尸体不应应用于器官移植领域.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对死刑犯近亲属需要确属例外的情形,应予允许,但应制定规则,从而避免利益至上社会丑恶现象的发生,实现敏感社会问题的最小化.     

日本的“脑死亡”法在世界上属先进法案

20 0 0年 1 0月 ,日本迎来了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法后的第三年。 2 0 0 1年 ,人体器官移植法的修正案很可能会提交日本国会讨论 ,是继续遵守现行法律的框架 ,还是放宽限制 ,可以较容易地摘取人体器官已然引发了广泛的注意。这是关系到我们全体人员生死定义的大问题 ,有必要在全体国民中进行一次讨论。而且 ,日本人体器官移植法的修改 ,已受到了海外的密切关注 ,因为海外的专家学者之间也在开始重新考虑脑死亡的问题。日本的人体器官移植法是个很有意思的法案 ,每个人根据遗体捐献登记卡可以预先选择是否将脑死亡视为生或视为死。美国最近两三年…     

重大疫情下大学生网络不当行为规制的困境与对策

重大疫情之下,社会大众对网络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大学生群体中网络不文明甚至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大学生网络行为需得到规制与引导。重大疫情期间大学生网络不当行为可以分为网络违法、网络犯罪与网络失范三种类型。其成因与疫情期间大学生网络行为易受不良媒体影响,以及大学生的网络行为特点密切相关。高校可从教育维度、法律维度、制度维度入手,规制大学生网络不当行为。     

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豁免

行政垄断行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危害极大,应制定相关的法律进行规范。但通过对经济垄断与行政垄断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行政垄断应属于行政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对此,行政垄断应由行政法来规制,而不应该在反垄断法中把行政垄断行为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规范。     

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既侵害了商标权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危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现行立法中虽然对该行为做出了相应法律规制,但可操作性不强。故建议借鉴国际立法,将对该行为法律规制的重点放在《商标法》中,并在《商标法》中对商标权与商标专用权的不同含义进行明确区分,对认定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具体标准予以明确规定,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及适用惩罚性赔偿金制度。     

“人工智能+法律”发展的两个面向

"人工智能+法律"已渐次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从语义逻辑上廓清研究视域,其运动发展似可分为两个规制面向:人工智能的法律化和法律的人工智能化。就前者而言,从机器人时代的法律规制到人工智能的法律化规制,既存在对机器人行为规制等一脉相承的问题,又面临法律规制理论建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主体权利、行为能力以及责任分配与承担等全新的法律问题。法律的人工智能化也可以表述为法律科技的人工智能化,其规制领域理应集中在其提供的服务中,无论是法律推理系统、法律建模,还是人工智能法律援助、智慧司法,法律的人工智能化服务必须置于伦理规范和政策法律的规制之中。     

当前经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分析

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依靠经济规律的有效调节，竞争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杠杆作用；而不正当竞争的出现无疑会窒息市场活力，危害贸易环境，干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拟从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则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界定和表现等几方面进行探讨，希望给经济决策者和立法者以启示和借鉴。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界定不正当竞争的概念是19世纪西方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提出来的。与此类似的还有不公平交易、不公平贸易、限制性商业惯例等。由于各国的社会发展程度、经济体制、商业传统等具体国情不同，因此无论在法律…     

一稿多投社会规制中的“双主体”“三阶段”、“四方法”

一稿多投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在一稿多投社会规制过程中，规制对象著作权人与新闻出版单位双方是平等的主体，他们之间不存在规制关系。在一稿多投社会规制的三个阶段中，初级规制阶段主要是道德规制，中级规制阶段主要是纪律规制和法律规制，高级规制阶段则主要是法律规制和技术规制。道德规制、纪律规制、法律规制和技术规制共同构成了一稿多投社会规制的四种方法。探索投稿群体分流、期刊淘汰竞争、发表权与出版权分离、电子出版与纸质出版分离等手段措施以缓解当前规制对象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论商标“反向假冒”的法律规制

“反向假冒”商标是指在他人的商品上擅自使用自己商标的行为,即未经他人许可,在自己所有的他人生产的商品上使用自己商标的行为。本文在简要分析“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特征的基础上,着重论证了国外法律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规制的三种立法模式。在《商标法》第三次修正之际,我国还应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从不同角度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进行全方位的规制。     

论我国生育权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生育权存在诸多的立法缺陷.生育权存在概念界定不清,主体过窄,性质存在争议,生育权的各层级立法存在矛盾以及生育权的法律救济存在缺失等等问题.通过对生育权本质进行探讨,进而阐述生育权的立法缺陷中的主体限制.有些人的生育权被剥夺,有些人的生育权形同虚设,还有些人在享有了生育权的同时,其他权利却受到了侵犯,特别是存在死刑犯的生育权被剥夺,有些已婚男性的生育权形同虚设,有些单身女性享有了生育权婚姻自由权却受到了侵犯等不合理情况.另外,侵犯生育权要件的立法疏空,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对侵犯生育权难以认定,且现有的对生育权的救济只有离婚.因此,提出立法完善问题的重要性、明确生育权的概念.建议在今后颁布的民法典亲属编中单独设立"生殖权"一章,并通过离婚及损害赔偿等方式对侵犯生育权的行为进行法律救济.     

法律移植的隐喻学阐释

法律移植一词属于隐喻,在思维结构上,器官移植是喻体,法律移植是本体,基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需要根据器官移植的语意,来理解、界定法律移植的含义.任何两个事物都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性,只有它们之间的类似性达到一定程度,隐喻的使用才是成功的.因而人们须对作为隐喻的法律移植一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明了其与器官移植的差异之处,防止张冠李戴式的误用.法律移植一词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意味着一种观察视角的选择,具有某种片面性,还需要其他的法律隐喻对其补充、校正或替代.     

投资劝诱的金融私法规制:困境及出路

投资劝诱是金融机构销售投资性金融产品时的主要营业行为,是金融机构成功销售金融商品的主要途径。从私法视角考察,投资劝诱法律本质是一种要约邀请行为;从金融商品销售规制的法理来看,强化私法规制尤为重要。现行金融基本法律规范中缺乏金融消费者的合同撤回权制度,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适用亦存在诸多困境。治本之策是完善金融特别法律规范,在投资性金融产品销售法律规范中全面引入"冷静期"制度,并完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而治标之策是依据民法总则、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一般私法规范和原理,对投资劝诱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和相关民事责任进行法理解释从而实现规制。     

介于医学可能与伦理要求之间的异种移植

今天全世界每年大约移植 3 .6万个人体器官 ,这导致当前和未来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奇缺 ,而采用人造器官又特别昂贵 ,产生严重副作用且严重影响生命质量。于是人们便把目光转向异种移植 ,即动物与人之间组织和器官的移植。纽约科学院和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曾于1 998年 4月共同指出 :异种移植原则可行 ,但近期无望。公众对异种移植的态度则是既不支持个别科学家对异种移植的狂热鼓吹 ,也不主张从法律上严禁对异种移植进行科学研究。 1 996年在巴伐利亚就异种移植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 ,普通健康民众有 6%愿意优先选择动物器官 ,主要是因为这…     

对民事法律行为"质"的评价与审视——兼评私人意志宣布与合理信赖之平衡

各国民事立法为了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意思表示应该自愿、真实,并通过对意思表示进行"质"的评价来影响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但是,各国立法并没有因为民事主体的意志瑕疵而绝对否定其行为的效力,而是在私人的意志宣布与外显的意志信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保护对意志的合理信赖.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一方面将意思表示自愿、真实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来加以规定和认识,另一方面却没有完全否定非自愿真实行为的效力,这既造成立法上的逻辑混乱,又忽视了对意志信赖的保护.因此,在私人意志宣布与合理信赖平衡的基础上追求意思表示的自愿、真实成为我国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     

论外资银行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法律规制的依据是人们研究银行监管的重要问题。如果说,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双重性是对外资银行进行规制的直接反映的话,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并流行的银行监管学说则是奠定并完成了外资银行规制的经济学基础。较之经济学的发散性,多样性和抽象性,法律的趋同性、稳定性和逻辑性使其在阐释外资银行监管这一社会现象方面更具优越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人们开始更多的从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着手研究银行监管问题。因此,可从经济学、法学以及外资银行本身三个层面来看待我国对在华外资银行进行法律规制的必然性。     

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官员“礼上往来”的法律规制为例

“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美德,而我国诸多贪官常借人情往来之名而行腐败交易之实.为此有必要引入“礼上往来”的概念予以辨析与矫正,在解析官员礼上往来行为走向性质的基础上,梳理和借鉴美国规制官员收送礼品行为的法律经验,完善我国对官员礼上往来行为的法律规制,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厘清人情与腐败的界线,从而达致更为有效治理腐败的目的.     

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辨析——及对民法总则制定的启示

我国与苏联有关法律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之论述,多数均将法律行为的合法与生效混为一谈。实际上,法律行为的成立并不以违法性为判断基准;法律行为是在成立要件中判断其是否成立,于生效要件中才判断其是否生效;法律行为经常与合法与否没有直接关系,"适法"比"合法"更能准确体现出法律行为的本质。《苏联民法》继受自《德国民法》,但缘于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的需要,苏联以国家意志取代了通过意思表示所形成的私法自治,因此认为合法行为才是法律行为。我国的《民法通则》以"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代替了"法律行为",此规定与理论难以自洽,在实践上产生许多变形,一直不乏学者批评。确认无效法律行为(民事行为)得以撤销,对法律行为的中立性与适法性等特质,有辅助厘清的效果。未来民法总则中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将决定我们国家与民族的生活方式,法律人应为此奋斗。     

商标授权确权程序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中国商标法第13条、第15条、第32条及第44条第1款是诚实信用原则类型化条款,可以用来规制绝大多数的非诚信商标注册行为.但是,实践中非诚信商标注册行为花样百出,前述条款的规制范围也有局限性.在此情况下,商标法第7条诚实信用原则条款具有个案适用意义,可以和上述类型化条款形成完整的规范体系,以全面规制各种非诚信的注册行为.商标行政机关和法院面对个案中的非诚信注册行为,若无具体法律规则可供适用,可以解释诚实信用原则,将其具体化为法律规则并适用于个案中.     

降低环境规制俘获的对策研究

在环境规制过程中,污染企业通过俘获环境规制机构或通过俘获其他政府部门来对环境规制机构施加压力,其结果有可能降低治污成本、获取竞争优势,也可能会导致环境规制失效.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中的规制俘获问题,揭示其影响因素,降低规制俘获可能性,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制度,提高环境规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