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维稳的“人墙”模式及其反思——基于小镇在某祭祀活动中的维稳实录

维护社会稳定是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工作。在节日及重大活动中保持社会秩序稳定,防止诉求者在政府认为不适当的时候,以不适当的方式对外宣泄诉求是基层治理中常规的维稳内容。文章通过描述鄂北一个小镇在某次祭祀活动中的维稳过程,试图说明,目前小镇乃至于全国多数乡镇在维持社会稳定中,惯用一种以人盯人为手段,利用很多人员构筑出多层次的"人墙",将可疑对象控制在"墙"内,最大程度限制其向外界宣泄诉求的"人墙"模式。尽管,在多道"人墙"的阻隔下,维稳效果能达到治理者的预期目的,但这种维稳模式成本过大,而且只是暂时隐藏矛盾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长远看,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采取这种方式维稳可能激发诉求者对政府的不满,暴露政府维稳工作的"软肋",甚至可能导致政府和诉求者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其最终后果可能是大幅度提高政府维稳的成本和代价。     

试论群体事件舆情管理理念变革与创新

正确认知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既是破解国内政治舆论生态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群体事件舆情管理能力的根本基础。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些地方政府舆情管理仍然沿用着一种权力维稳的固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维权舆论表达诉求,致使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走向对抗,这不仅违背了政府舆情管理的基本原则,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科学认识和妥善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把舆情管理纳入法治轨道,这既是创新地方政府群体事件舆情管理理念的重要基点,也是提高地方政府舆情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衰败现象分析 ——基于Q自然村落的思考

在城镇化转型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呈现出日益衰败景观。乡村衰败表现为乡村人口问题、村落内聚涣散、乡村建设规划缺失、乡村社会治理危机等四大乡村社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各种权益的保障问题。乡村衰败并非城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而是城市中心主义下的系统性城乡隔离的社会治理制度的产物。把消除农民的社会歧视与保障农民各项权益作为振兴乡村社会的发力点,是实现传统乡村社会升级转型为城乡一体化的现代性乡村社会的关键。     

完善村改制公司综治维稳机制 夯实社区平安基石

随着天河区珠吉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外来人员大量流入,社会管理更加复杂,加上群众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变强,近年来本地村民、外来人员上访、信访不断,维稳工作形势严峻。如何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维护辖区社会稳定,为珠吉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提升珠吉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就需要我们在城中村改革加快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建立一套科学管理、规范运作、严格责任的综治维稳工作长效机制。一、村改制公司常见不稳定现象和     

试析1949—1952年我国工会的“双维”角色

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工会的"维稳"和"维权"工作,一方面,通过组织工人、思想教育等方式动员工人参与新政权建设,发挥工会维护政权稳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下,赋予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相对自主权。然而,从发动一次错误的批判后,党对工会角色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本文试图以北京市为例来说明这段历史。     

广州市妇联推动妇女维权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市妇联在推动妇女维权工作中,注重加强组织建设、渠道建设、法治建设、民生建设,体现出全面性、创新性和公益性的制度特点,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妇联牵头、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维权工作格局,为维护妇女权益做出了特殊贡献。     

工会与企业社会责任互动机制的构建

面对劳资关系紧张和劳资矛盾上升的状况,在中国自上而下兴起了通过强化工会职能、推进工会维权实践的运动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运动,这两种运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能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而企业社会责任的缘起、核心内容和行为标准是维护劳工的基本权益,两者的实施主体一为工会,一为企业,实施主体虽然不同,但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给工会维权角色回归带来契机；而工会维权角色回归也会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把工会与企业社会责任联系起来的互动机制,以便更好地维护职工权益.这种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合作性互动、冲突性互动、制约性互动和沟通性互动四种形式.通过多种形式的互动,使劳动者的权益不断得到维护和实现.     

关于进一步加强街道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的思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全社会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齐抓共管。而建立街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就是整合资源、提高效能、方便群众,进一步强化基层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和治安防控整体能力,促进综治各项工作落实到基层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平安建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抓手。作用一、强化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的(一)深化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夯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基按照省、市、区关于加强镇街综治信访维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下有效推进基层维稳工作的途径探析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与归宿,它与我国当前基层维稳工作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内在契合主要体现为公民本位、权益至上、协同服务与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下有效推进基层维稳工作,必须使政府公务员真正树立公民本位的维稳观念;逐渐完善政府主导、团体协助与公民参与的维稳联动机制;加强地方财政对政府维稳工作的投入与合理使用;加强制定与执行基层维稳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强化维稳工作的问责机制建设。     

我国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何以可能

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效应。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个人权益、规范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方式、实现维护政治运行稳定的目标。面对目前的障碍,应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加强互联网制度建设、完善政治参与路径、倡导高尚网络伦理等方面寻找络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现实路径。     

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法理检省与重建

依意识形态观念去看待并处理群体性事件,会基于对参与者忠诚性的排斥而将群体性事件定位于先在的恶,并试图在实践中消除群体性的权益诉求方式。现代多元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乃社会常态,应在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指引下和法治国家的框架内,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的转换。主体间性是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思维进路,坚持处理者与参与者平等原则,重在改进政府工作并深化与公众的理性沟通。群体性利益诉求乃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核心,应通过认真对待权利及回应型处理具体事件等化解和保障群体性利益诉求,以达发挥群体性事件外部正效应之目标,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实现。     

广东省农民工权益维护与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工问题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解决农民工问题已刻不容缓。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省农民工大约有2629万人,如此庞大的人群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以及企业主与政府某些行为失当而沦为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屡被侵犯。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办法是加大政府维权力度,普遍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南海护渔维权中政府与渔民合作研究

南海护渔维权中政府与渔民合作(政民合作),是为实现南海渔业权益维护的共同目标,政府与渔民采取共同行动所体现的一种行政合作方式。通过政民合作,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单一主体维权的力量不足,更好实现南海经济开发和政治诉求的统一,并有力向世界说明中国南海护渔维权的决心和力量。当前,开发南海岛礁、加快渔业生产、落实渔业制度、防范侵渔行为和南海争端事件应对是政民合作的现实表现。但南海捕捞的高成本、合作双方地位不对等、渔民综合素质偏低、政府海上执法力量薄弱和民间渔业组织作用不足严重制约了政民合作发展。应通过培育双方合作理念、提高合作能力和水平、降低制约合作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发挥渔业合作组织的合作推动作用等措施来加以解决     

“两代表一委员”制度与城市基层政权的有效运转——基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303工作室”的研究

城市基层政权既有的制度要素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加剧了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多元化与既有民意吸纳整合机制不完善之间的矛盾,增加了政权运行的成本。完善制度化利益诉求上传机制及其操作化设置,使基层治理机制有效运转起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以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充分履职为切入口,探索建立以"两代表一委员"工作体系为支撑的"303工作室",推动了城市基层群众利益诉求的整合与有序上传,有助于实现基层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序互通关系,并促进基层政权的角色转型。     

以舆抗争：农民维权方式的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土地开发、征地纠纷等引发的农民维权现象较为普遍,有些甚至升级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这些冲突,农民维权方式先后经历了＂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行为模式的演变。作为转型期农民维权的新方式,＂以舆抗争＂有其自己独特的产生原因和维权步骤,也有自身其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应,需要全面把握。＂以舆抗争＂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维权方式,而是会在特定的维权情境中以最优的效果和其他维权方式进行组合,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常见的维权方式,更加有力地表达农民的权利诉求,实现权利的维护。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组织动员、行动策略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发生在1999-2012年的中国191个业主维权案例,系统考察了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五个因素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非制度化的激进行为并不利于业主实现其利益诉求;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能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可以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包括不当干预和行政不作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     

社会包容视角下政府治理探析

倡导＂社会包容＂,已成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新思路,为中国政府治理研究提供新视角。社会包容理论蕴含着政府治理中要体现公平正义、公民为本、公共服务等价值诉求。同时,优化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发展基层民主政治等是实现政府善治的现实选择。     

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调查分析

广东省每年吸纳的农民工数量在全国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不容小视的力量。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过激式维权事件发生,这对广东省构建"和谐幸福广东"以及整个社会的维稳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主要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采用问卷、案例和理论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制度框架等探究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背后的原因以达到为解决新生代维权困境的提供解决办法的目的。     

市民最信赖的十大诚信企业

今年"3.15"活动主题是"消费与责任",标志着消费权益的保护已经由第一阶段的消费者维权,第二阶段的政府部门维权,过渡到了第三阶段的全社会维权,这就意味着包括媒体、消费者和企业在内的全社会要共同维护消费者权益。     

社会公众心理影响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与匡正路径——以十年来历次刑法修正为例进行分析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法，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公众心理与民意诉求的影响。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刑法修正越发注重对国民欲求的回应，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二者的频繁互动在促进刑法罪名体系与刑罚配置日益完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法典自身的稳定性与体系性，并导致了过度的犯罪圈扩张与忽视刑法以外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为此，应当通过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协调性以及加强附属刑法与综合性社会治理手段的运用，在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与坚守刑法自身理性之间寻求一份微妙的平衡，实现社会公众心理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完成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的路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