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文选》“哀伤”赋略论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分为十五类目,其中"哀伤"一目选赋篇数最多;"哀伤"题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哀伤"赋选文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极富特色,具有代表性;不同历史阶段哀伤赋创作的不同特征,既呈现了哀伤赋的发展流变,也凸显了《文选》"哀伤"赋选文的合理性和重要价值。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略论历代对《文选》选赋的批评

后人批评《文选》不应将骚、七体、设论排斥于赋体之外，立名琐细，选了一些不当选之作，遗弃了一些当选之作，误将史辞或赋前文字作赋序。将一篇分为数篇。     

赋对《诗经》雅、颂之绍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与“歌诗”类分新论

分类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标准,是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态度,理解事物的深度与广度。一代有一代之思潮,刘向、刘歆、班固当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类辑歌诗与赋必定是胸有伦次,本文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两都赋序》为基础,比次条理,管括机要,本根推原,再与先秦《诗经》风、雅、颂分类参互考寻,爬梳剔抉,远览深思,探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与赋分类之立意发想,最后证得班固《汉志·诗赋略》关于歌诗、赋之类分判准,并不在于传播方式之歌或不歌而诵,也不在于文艺形式之铺陈、铺排、铺张扬厉或铺彩摛文,而是对于古圣王典制之追摹;歌诗远绍古圣王采诗以观风俗,知得失之政治典制,是承继《诗经》国风编定之理念;赋远绍古圣王,公卿列士献诗讽谏以补察时政之典制,或美或刺,是承继《诗经》雅颂编定之精神,此亦班固所以言赋者,古诗之流也之核心义涵。     

统论《文选》赋设目与编次——兼谈萧统的赋学观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设为十五类目，即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其中每一类目的编排次序是固定的，这既反映出萧统明晰的辨体意识，更重要的亦是集中体现了他所持有的赋学观念。     

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的副文本成就及其示范意义

美国汉学家康达维英译《文选·赋》的副文本规模庞大,具有特色并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一是副文本融合中国传统注疏与西方文学译著体例而自成体系风格;二是注释内容丰富考辨深入,兼取古今中外之长而富有学术内涵;三是康达维副文本成就的获得既是对前辈汉学家运用语文学方法解读文本的学术继承,又是出于他自觉以“译文+副文本”方式有效传播中国古代辞赋的学术使命;四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翻译及跨语言文化传播有方法论启示。     

试论《文选》赋体的分类原则

《文选》选赋、诗,按所选题材进行了详细的二级分类,其中赋体厘为十五类。对赋进行分类并非萧统自创,而是受前代人的启发和影响。在赋的十五类目中,萧统将"京都"列于类首,"情"列于最末,既有自身文学思想的反映,又有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的影响。荀卿赋未被入类,原因在于其隐语类型和质朴风格不符合萧统"文"的要求。     

《东京赋》“中畋”考辨

《汉语大词典》里的词条“中畋”引唐张铣注《文选》，释为“在狩猎之中”。文章认为《汉语大词典》对引例的理解和词义的概括均有不妥，同时引例自身存在注释不当的缺陷，文章以《文选注》等有关古籍资料为依据，利用文字训诂和古书记载相互印证，对《东京赋》里的“中畋”词义进行探究，确认“中畋”非“在狩猎之中”义，而是“用于畋猎的良马、好马”。     

萧统编《文选》之深意

《文选》一书的选录标准以及编排体制是“选学”界讨论的热点。对于这一问题,不仅要从《文选序》入手进行分析,还要将《文选序》和选文相结合,以此来探讨《文选》的选文标准、选文内涵、编排意图和编排次序,从而揭示萧统编《文选》的深刻意旨。     

从《文选》游览赋探汉魏六朝文人游思之变

“游”是我国文学中一个传统的主题,虽然国人安土重迁,但也常常会因为生计原因奔走四方。在“游”的过程中,文人们或思乡或怀古,留下许多动人的篇章。这一主题,也出现在我国文学特有文体“赋”中。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把“游览赋”作为单独的名目保存,其下共有三篇著作,这些作品所透露的文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从中可以窥视作者的游览心绪及写作目的。     

《文选》之《百一》诗研究

《文选》“百一”一类,仅存应璩《百一》诗一首。文章探讨了《文选》录入“百一”诗的原因,探讨了“百一”诗名称的含义、“百一”诗在当时的影响以及“百一”诗的特点。     

《古文苑》 与 《文选补遗》 赋选观异同论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既是《文选》在唐宋影响流布的后续结果,又是试图突破《文选》模式体现选本个性的有益尝试。两者在选赋意图、选赋时段、编排体例、评注形式等方面颇为相似,共同传达出以古为尊、以小为尚的赋选观。但更多的是呈现出:探讨赋源有尊荀与崇宋,列赋次序有重文和尚质,赋家去取有衡文与量德,选赋定篇有尚用与重情的四大区别。这种赋选观上的重大分野主要与编撰者文术自有主张的编撰意图密切相关,并因此带来两者在选学体系中不同的传播命运。     

《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美”与“悲”——《文选》赋类中女性形象探析

《文选》赋篇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形象,在表达人类情感的类目赋作中所占比重较大,其所选中的这些女子形象呈现出外貌美、才情美、"礼"化之美与失恋悲、命运悲、仙凡永隔之悲相交织的情形。这些女性形象反映了萧统在择文入选时"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和"止乎礼义"的价值取向。     

《高兴歌·酒赋》管窥

敦煌写卷中《高兴歌.酒赋》引出的诸多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其一是标题颇为奇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令人费解的歌赋合一。其二是作者虽署名为刘长卿,但却称其官职为江州刺史,与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生平任职并不相合,令人疑不能定。其三是文体,作品题目中将歌与赋合一,其文体归属也颇使人踌躇。凡此种种,一直引人探索。其实,循《敦煌赋汇》及《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等史料所载,上述问题的解答还是有迹可寻的。《高兴歌.酒赋》标题的书写之所以怪怪奇奇,实源于乐府诗由古题、新题至新乐府的衍变。虽其作者署名与任职差池不一,但其作者应为唐刘长卿。其文体,似赋非赋、似诗非诗,实应归属俗赋中的诗赋类。高兴,实为郡名。而俗赋特征及诗与赋融合,也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于《文心雕龙·物色篇》的位置

《文心雕龙》第三部分为创作论，按今通行本，这一部分当包括《神思》等二十四篇。对这一部分刘勰本人做了较为具体的说明，而正是由于对这些说明理解的不同，论者对这一部分现行的某些篇章次第与原貌是否相同以及这些篇章的原来位次应在何处产生了歧义，其中分歧较大的有《物色》等篇。     

《文心雕龙·物色》篇理论命题的类型、内涵及价值

《文心雕龙·物色》篇理论建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大量使用命题来阐释其理论观点。刘勰在《物色》篇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从形式构成特征上看,这些命题主要有单句式、双句式和多句式三种类型;从理论内涵上看,涉及到创作发生、艺术想象、创作方法和审美特征等方面内容;从价值意义上看,由于这些命题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对古今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古今文论的理论建构都有着切实的应用性。     

《瀛奎律髓》“登览类”与“山岩类”辨

《瀛奎律髓》“登览类”诗歌多以人文景观为登览地,内容丰富多样,景物描写多以俯视的视角作鸟瞰式的整体把握,诗歌风格以豪迈悲壮为主;“山岩类”诗歌多以自然景观为游览地,内容较为单一,多以平视和仰视的视角、移步换景的方式进行景物描写,诗歌风格以清丽闲淡为主。二者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方回的分类有其合理性。将“登览”与“山岩”细致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别,体现了《瀛奎律髓》的“诗格”性质。     

从“文话”视域看《文选》的品评——以《历代文话》为中心

《历代文话》中存有不少关于《文选》的零星品评资料。这些品评资料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品评《文选》整体者,或持褒扬态度,或存批评意见;品评《文选》作品者,常从形式、艺术风格、与同类作品的对比及"以小见大"的评文方式上着眼;品评《文选》文体者,常从文体名称、文体起源、文体类别、文体体制和文体演变等方面入手。这些资料虽然带有随意性和重复性,但对《文选》在整个文评史上的地位以及《文选》的评点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