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怪病”

母亲在两年前去世了,儿子担心父亲一个人住孤单,就带着媳妇和孩子一起搬了回来,好在父亲家的房子够宽敞,大家都有独立的空间. 儿子和媳妇都是公司高管,他们没空做家务,干脆雇了一个保姆,每天做三顿饭还帮着打扫卫生. 父亲每天除了读书看报,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儿子一家三口总是匆匆吃早饭就去上班上学,中午他们都不回来.父亲闲着没事,就在屋子里散步,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空荡荡的.于是,父亲就盼着夜幕早点降临,因为那时儿子一家都会回来,可以吃一顿热闹的晚餐了.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近代史上统治者的心态

由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入手,看待中国的问题,笔者认为费正清的看法值得思考.他的思路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中国近代的)"根本弱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彰明较著的证明就是他们愚不可及地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北京拒绝以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①.     

逃离：“苦难”与“人性”的双重变奏张存学小说论

在当代的文学批评中,西部文学、尤其是甘肃文学常常是一笔带过的东西,其中有一两位作家被偶然提及,也总有一点跑跑龙套的感觉.许多人似乎只是以惯例来推论,在一片文化的沙漠上会长出什么样的参天大树呢?但事实上,文学史的常识理应是:经济的落后并不代表文化的贫瘠,古代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况下所产生的文学经典以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由于甘肃与中国现代的思想论争无关,与新的潮流总是存在的难以超越的隔膜,在一意求"新"的20世纪叙述话语里,甘肃文学总是难有其存身之所.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甘肃文学似乎永远难以摆脱其对苦难的书写,这种影响完全忽略了甘肃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在他追赶时代的脚步中,沉潜下来许多也许是更为深刻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中国当代创作界也许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在我看来,张存学就是值得去重视者之一.     

“你”、“我”、“他”和我、你、他(上)——单数的实践主词与实践主体及其基本结构

实践是人使用语言所运思的活动,因此通过分析实践的语言去把握实践比其他途径更具有可操作性。实践哲学的一大任务就是探究实践语言的机制和原理。实践语言从句法结构上可分为实践主词和实践谓词。本原的、绝对的实践主词只有一个,即"我",它意味着正在使用它的人意识到自己是接下来的实践谓词所表示的行为的起点。但实践主词不止"我"一个,还有"你"、"他"和"我们"、"你们"、"他们",以及所有可以替换这些人称代词的普通专名,这些都是派生的、相对的实践主词。这里的任务限于分析"你"、"我"、"他"这三个单数人称代词在充当实践主词时的作用及其关系,由它们分别指代的我、你、他这三种单数实践主体的性质及其关系,以及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实践语言的主词部分的最基本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为什么是对的?——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互镜”比较为视域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是对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搁置在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却在历史上属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互镜"比较才是科学的。中华民族之所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它能以和谐方式实现现代化、能够实现制度安排理性、能及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这既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主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道路自信根本之所在。     

马克思并未称太平天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指太平天国 ,而是针对西方传教士 ;传教士郭实腊把中国平民造反的要求看作是西方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指出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弱点和局限性 ,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色彩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 ,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剖析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一定阶级的成员而存在的.他们都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去观察事物、认识世界,他们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都以自己的世界观作为指导,去具体的对待各种具体问题.世界规、立场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对待问题的态度.世界观和立场是错误的,对待问题的态度、观点和方法也必然都是错误的.我们就是要用上述这种统一的观点,来分析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出产生根源、它的错误实质,以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严重意义.     

关于马恩唯物史观的“龙种”和“跳蚤”关系的几个问题——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我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这里仍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一、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二、这个中国化是怎么化的。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包含着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这个主义指的是理论,即唯物史观;后者,这个化,指的是一个过程,即理论联系实际。作为过程,它指的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理解和运用的正确和错误的状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他们称之为"龙种",一切不科学的历史观,他们称之为"跳蚤";在实际运用中,凡是正确理解和运用的,他们称之为"龙种",凡是不科学的理解和运用的,他们称之为"跳蚤"。     

美国“后代华裔”与“后移民华裔”作家简析

从对作品的分析来看,"后代华裔"作家似乎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学景观之风格和主题不大感兴趣,还在大谈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差异。然而,目前"后移民华裔"作家更喜欢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后代华裔"作家以Amy Tan(谭恩美)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习惯都比较"美国化"了,而且他们的作品是给美国人看的,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的作家还会情不自禁地或者刻意地去寻求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以哈金为代表的"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对故国还保留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不能那么容易地被美国的主流社会"同化",同时他们比较不容易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因此,"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带着浓厚的"情意结"从第三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问题。     

我的“中国问题学”研究

我的中国问题学不是纯学问,而是学术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它侧重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如劳教、信访、户籍、三农、反腐败等,不能因为它们“敏感”,学者就不去关心、研究;越敏感,越回避,问题堆积越多,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爆炸。如信访,我经常接到血泪投诉,有的上访十多年了甚至几十年,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在上访时被打死,面对这些,你如果还是无动于衷,不去理会,不去写文章探讨合理的制度、帮助政府、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恐怕你就是冷血知识分子了。所以,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良知;在我看来,学术没有禁区,研究没有禁…     

人心不足蛇吞“相”

从前，有对夫妻，妻子十月怀胎，分娩时竟生下一个蛇孩。丈夫见状就要把他弄死，妻子不忍心，便说：“这也是一条生命呀，就放了他吧!” 转眼多年过去了，那蛇孩历经风雨、饱受苦难，风餐露宿、修身养性、求仙学道，已长大成人。父母和他天各一方，对这一切茫然不知。     

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辩考述

鲁迅对"第三种人"态度有前后变化。在论辩初期他对"第三种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他们能够做左翼文坛的同盟军,一道抵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但"第三种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没有异议,却不断指责左翼文坛扼杀文艺,并试图借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以保持中立。鲁迅在学理上并不否认"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但他进一步指出,置身于文艺和政治无法分离的时代,文艺工作者反抗专制统治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而"第三种人"执意强调创作技巧,不过是躲进"象牙之塔"以求苟安。     

论鲁迅的悲剧观

鲁迅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悲剧美学著作,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悲剧理论体系,但是,在他的许多作品和言论中,却表现出深刻、精辟的悲剧美学见解,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悲剧观念.他批评中国文人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在文艺上只能去炮制瞒和骗的作品,这也是中国缺少真正悲剧作品的原因之一;他批判了文艺上虚假的乐观主义、庸俗的大团圆主义,指出这是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反映;他提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的观点,使他的悲剧思想更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深度;等等.鲁迅悲剧思想和悲剧创作是我们永远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历程与观念——由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引发的思考

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就是意识形态及其转型问题。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涉及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形成哪些社会思潮及其思想论争;意识形态转型有着怎样的理论选择、现实基础,经历了怎样的转型历程与观念变革。中国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历史命运,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私营企业主从批判到允许再到鼓励、从消灭到培育再到引导的理论转变,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维度,它标示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两次历史性转型。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

处于"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多有作为的主角。最具有散文文体史意义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界革命"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构想,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其要义是内含的"欧西文思"和形制的"流畅锐达"。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梁启超在"文界革命"这一时代话题的表达上实现了知与行的协同,使之成为"五四"散文的直接而重要先导。     

一九九一年回忆录

小　引　　一九九一年的日记只零零碎碎记了几天 ,就没有记下去了。这是由于我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间与张可同去香港 ,离沪前一段时间 ,诸事忙乱 ,无暇动笔。抵达香港后 ,我们住在承义家。他和倬如让出自己的房间 ,在起坐间内打地铺。香港居住条件困难 ,他们的家没有供我单用的写字桌。在这样的环境中 ,写日记只能停下来。 (不过为写杨朱论文积累资料 ,我还是写了一点读书笔记。)在香港期间 ,得到辗转转来的杜维明的信 ,他邀请我于二月间去夏威夷参加中国文化研讨会。出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需要去联系、去交涉、去请假、去奔走 ,去办理一些…     

“情殇”叙事: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反思启蒙的一种姿态

"情殇"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一大现象,它以新女性"出走"与"回归"的逻辑结构,向社会发出"知识误我"的悲凉呐喊,并以"看破红尘"与"认命现实"的消极姿态,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女性对于性别"解放"的绝望心理。"情殇"叙事作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爱情挽歌,集中表现了女性既不相信"爱情"更不相信"男人"的自省意识,以灵魂独语与灰色情调去反思启蒙是其最突出的审美特征。     

钱锺书与杨绛情侣创作的互涉性

钱锺书和杨绛塑造了爱情之死的"围城"意象,他们不是在解构爱情,而是在叙说婚姻中的无爱现状,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第三者,而钱则让"亚当"出走。"围城"还象征着高级知识分子缺乏精神家园四处漂泊的孤独与无望。钱和杨嘲讽了那些伪知识分子的学术能力、婚恋生活和小气虚伪的生活作风。杨是中国早期的高知女性,因此钱对高知女性的书写也可视为对杨绛女士及其生活环境的一种回应,钱在《围城》中对女博士苏文纨、高知女性孙柔嘉和鲍小姐极尽讽刺之能事,女博士在这个时候就被妖魔化了。     

网络政治参与:“软肋”与“疗治”

网络政治参与是当下中国的"大事件",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如何将网络政治参与上升到更为高级的网络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当前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存在两大致命"软肋",即无序化释放和代表性质疑。"疗治"网络政治参与的"软肋",需要官民合作构建一种以理性化网络政治参与为本质内容的网络民主,政府要做网络民主的推动者,网民要认真对待自身的网络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