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心态的意识定位

在由社会无意识、社会心理、社会普通意识和社会意识形式所构成的社会意识层级结构中 ,社会普通意识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中介环节。社会普通意识包括社会思潮和社会文化心态两种基本形式。社会思潮是社会普通意识的特殊形式 ,社会文化心态是社会普通意识的一般形式 ,它们都在社会意识结构中居于中介地位。但是 ,由于社会思潮不可能在历史进程中经常出现 ,所以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结构中的“中介”地位和作用是有限的 ;而社会文化心态作为社会普通意识的一般形式则具有普遍性、恒常性品格。因此 ,社会文化心态是在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 ,直接将二者联系起来 ,并在实现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转化过程中 ,始终居于中介地位、起中介作用的社会意识     

论文化心态

文化心态是人在过去经验基础上产生，并对主体在处理与之发生文化联系的情景和客体的行为上起着控制性影响的准备性心理状态。文化心态的形成不仅有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作基础，更重要的；还有这种主观心理结构和能力相对应的外界文化信息。文化心态具有自控制性（自调节性），评判性、指向性的特征。文化心态分为个人文化心态和社会（阶层、群体）文化心态，文化心态形成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变革时代，人的文化心态均处在调整和重构之中。     

论社会心态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作用

本文对社会心态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功能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理论分析。文章认为,心态文化是具有广泛基础的、无形的、隐性的文化形态。它与物质形态文化、制度形态文化和观念形态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一定社会的文化整体系统。从整个文化系统来看,社会心态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社会心态主要通过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情感态度这些知、情、意结构而表现出来。心理定势是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等背后的深层根基。整个心态文化层主要包括价值取向性心态、思维方式性心态、行为模式性心态等三个方面。在历史发展的合力机制中,社会心态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试析社会文化心态理论的分类

关于社会文化心态的分类,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多重划分。本文根据社会文化生活的不同领域,将社会文化心态的构成区分为五大基本类型,即价值文化心态、利益文化心态、道德文化心态、审美文化心态和人生文化心态,这五种基本类型结合构成了社会文化心态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发挥着特有的意识功能。     

牡丹折射下的唐代社会文化心态

牡丹的色、香、态等生物属性契合盛唐大国景象及其社会文化心态,因而能集唐人的万千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唐代社会文化心态发生了某些微妙变化,而盛唐、中唐和晚唐的牡丹诗则反映了各个阶段社会文化心态的不同特质。     

从社会心态培育到社会心理建设

把培育积极社会心态写入国家社会治理的纲领性文件,深化了社会建设的主题,也把握住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矛盾和问题。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到“心理建设”的思想,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也把社会心理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鉴于目前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全面启动社会心理建设将有利于提高我国软实力,践行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对中华民族复兴起到重要作用,并提出了社会心理建设的主要路径和内容。     

聂华苓小说创作之社会文化心态

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一生历经两次放逐,即大陆——台湾——美国,加之聂华苓经历复杂、生存艰难,个人的心理体验较之一般放逐者更为苦难,故而笔触所及颇能代表移民者生活情状和感情历程。在作者一生创作里,放逐与回归的主题概括了聂华苓创作全部内涵。作家的情绪化体验说明,文学研究不但要观照形成作家主观情感和心理特征的社会性因素,如历史背景;而且也要重视作家的情感特征对创作的反作用。      

网络社会心态何以可能

网络社会心态何以可能这一论题包括网络社会心态存在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和价值何以可能三个方面。其中,网络社会心态的存在何以可能是本论题的前提;认识何以可能是本论题的核心;价值何以可能是本论题的目的。分析表明,网络社会心态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在实践中可对其加以认识;它对网络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文化心态的特殊意识品格

社会文化心态是一种将分散的社会普通成员的心理要素 ,经过某种整合 ,汇集而成并以整体面目存在和流行于广大普通成员之中的集体性文化精神状态 ,具有一定的大众性 ;作为文化心理环境意义的社会文化心态 ,其精神内核表征为群体性的社会态度 ,因此 ,具有极强的倾向性特征 ;就意识内容而言 ,社会文化心态主要是对人们日常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 ,故表现出明显的届时性 ;由于社会文化心态是属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成的状态结构 ,因而还具有非线性品格     

社会转型期的民众社会心态对其心理和谐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心理和谐量表和自编有效的社会心态问卷,随机分层抽取重庆市13个区县1 544名民众进行调查,以检测民众社会心态对其心理和谐的影响.结果发现失地民众和移民的心理和谐水平显著低于普通民众,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生活满意感都显著低于普通民众;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心理和谐水平高于其他民众,他们在生活满意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和政府信任感上显著高于农民、农民工和无职业者;高收入者的满意感最大,低收入者压力感最大,中等收入者问题感最大,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都较低,且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城市、城郊、乡镇与农村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都较低,且四者之间差异不显著;社会心态是心理和谐的显著预测变量,而其中民众的生活满意感、对政府的信任感和社会问题感是影响心理和谐的关键要素.     

沈括的卓越成就：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

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所著的《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的卓越成就得益于良好的社会环境,更源于他个人的精神气质：一是科学的怀疑、创新精神;二是科学的求是精神。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动因与文化心态考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进程历经四个不同阶段,总体上“走出去”的步伐显得迟缓,既受制于各个时期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折射出迥然有别的驱动因素及文化心态。在解放前,中国电影输出海外仅有零散个案;解放后17年,国产电影具有计划经济时代“内向型”特征;在新时期,中国影片频频亮相国际影坛,却陷入“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处境。抚今追昔,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担当,已经降临在当代电影人跟前,我们不是应该而是必须有所作为。       

社会文化自觉: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是由国家单轮驱动,文化发展的主体性没有确立起来,文化难以发挥安心定志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以市民社会的形成为轴,将文化发展由国家单轮驱动变为国家和社会双轮驱动,唤起社会的文化自觉,重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才能变为现实.具体的战略选择包括,凸显并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改变国家主流文化独尊的局面,形成国家主流文化和社会文化协调互动的格局;顺应和尊 重社会化媒体引发的交往革命,培育人民的文化交往理性,营造富有活力的全新社会文化环境;在多元文化共存基础上,重建国内外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秩序,塑造中华文化共识.为了让社会和国家之间形成良好的文化互动,最终让文化真正成为国家强盛的战略资源,就需要一个更顶层的调节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政党.一个自主性强、执政能力强的政党可以让自身处在超越国家和社会具体利益的位置上,在合理调节国家主流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同时、实现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政党实践的有效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学习型的、不断成长的、拥有道义力量并保持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这样的结构性角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实现革命建国、制度立国后,实现文化强国.     

建国初期归国知识分子政治心理管窥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经过大动荡、大剧变后,步入了和平恢复阶段。归国知识分子在新旧政权的更替中选择了新政权,探寻他们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信念、情感心理的变化,昭示他们的文化精神和人格品质,在于使中华传统精神的价值内核得到传承,为民族心理和社会道德的提高提供丰厚资源,具有促进现代人文精神与信念追求的双重意义。     

基于心理危机干预的社会文化价值探析及建设研究

随着思维能力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凸显,不少人在个体价值体系建构中出现偏差,诱发出多种心理危机.文化引领人的心理建构,而人的价值观念在心理建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如何引导人们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及预防是当今社会文化价值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尝试从人的存在意义引导、主流文化体系建构、危机干预的价值引领、强化人文关怀干预理念、普及生命教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进行了文化价值探析及建设研究.     

涂尔干社会理论的文化维度及其方法论意义

20世纪80年代起,文化社会学快速兴起并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之一。然而,国内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介绍相应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涂尔干相关重要作品的基础上,对涂尔干社会理论中的文化思想进行归纳总结,并阐述其对社会学研究所带来的方法论影响,从而间接地勾勒出文化社会学的简要发展脉络。     

社会复合主体与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产业的自身特点,使其在产业组织形式与项目运作方式上与传统工业产业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复合主体则是文化产业发展中一种值得关注的组织形态与运营模式。多个互有差异的社会主体在行动关联过程中相互建塑、彼此型构,进而转变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复合行动主体,可以实现管理平台、行业服务、内生机制等不同形式的复合运作。社会复合主体的产生源于新时期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要求,具有灵活、开放和系统的特点,根据项目、行业、平台的不同,它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并采用不同的运作方式。这种组织形态既可以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可以关注到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虽然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细化内部机制,但在完善的制度建设下,社会复合主体将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政府文化体制创新的一种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