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的启示

《帝王学》的启示赵鸿承拥有数百万读者的日本《经济新闻》社于１９８３年出版了《帝玉学：（贞观政要）的领导艺术》一书。它是由东京山本书店的创办人山本七平先生撰写的。《贞观政要》系我国唐代吴兢所撰，公元８００年传到日本并成为历代天皇的教科书。山本七平先生研...     

《晋书》的编书时间、作者及与其有关的几个问题

《晋书》原名《新晋书》,后人或称之为唐修《晋书》,是对两晋南北朝时人编纂的所谓“十八家旧晋书”而言的。全书132卷:本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是研究两晋十六国史最重要的一部史籍。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所编纂的诸正史中,以《晋书》的篇帙最长,而成书的时间最短,参预编书的人数也最多,这与《晋书》受到后人的非议有一定的关系。本文拟就此进行考述。关于《晋书》编纂的年限,有人认为是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开纂.20年成书,其依据主要是《旧唐书·房玄龄传》。房传载:“贞观十八年,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啚形于凌烟阁……,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子太傅……。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其年玄龄丁继母忧去职……。未几,起复本官。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留守……。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撰《晋书》……到20年书成。”按房传这一记载在时间方面谬误特     

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与谢保成先生商榷

本文是对谢保成先生关于《贞观政要》成书时间意见的商讨。笔者认为，《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在开元九年九月至十年十月之间，着手编辑的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正式的编辑时间可以定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十年十月之间。谢保成先生则认为，《贞观政要》“着手编录”“大约”始于开元五年（717年）；正式编录时间在开元八至九年（720-721年）。而“基本撰成”时间的下限在开元十三年（725年）；进呈玄宗的时间在开元十七年（729年）。故其意见不为笔者所同意。     

唐代的三大名舞

唐代盛行的歌舞很多,最著名的有《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三大名舞。 《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阵舞》,是唐代宫廷乐舞。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征伐四方,破灭刘武周,军中遂有《秦王破阵乐》之曲流传。”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后,曾命吕才协音律,魏征等制歌辞。贞观七年即公元633年,又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128人披甲执戟而舞。舞有三变,每变四阵,共52遍,有来往疾徐击刺等形象,并有萧管鼓合奏、歌者合唱。该音乐在汉族清商乐基础上吸收了龟兹乐成分,是唐最著名的歌舞之一。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读《贞观政要》

(一) 一九七八年九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出版了唐人吴兢所编的《贞观政要》(以下简称《政要》)一书。这是一部记载唐太宗君臣在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主要言论的重要历史文献。全书正文八万字,体裁新颖,风格别致,文字洗练,格言警语比比皆是,到处显露出哲理思想的光辉。这部书重新标校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魏徴谏唐太宗论——读《贞观政要》笔记

唐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史书,记述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大事、政治主张与政治人物。书中涉及到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批大臣的问答,以及这些大臣的诤议和所上劝谏的奏疏,其中占篇幅最多的是魏徵。《旧唐书》、《新唐书》都说,魏徵“前后所谏二百余事”。仅《贞观政要》记载的,就有魏徵向唐太宗的面陈诤议五十次,写呈唐太宗的奏疏十一件,数量之多,压倒了其他一切大臣。     

《型世言》与明代商品货币经济

<正> 《型世言》是明代后期一部重要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其刊刻时间略晚于冯梦龙的“三言”,而与凌(?)初的“二拍”差不多同时。此书面世之后,未及再版就适逢战乱频仍,朝代鼎革,而流传于国外。其中部分故事虽被《三刻拍案惊奇》(又称《幻影》)及《二刻拍案惊奇别本》等清初书坊所编印的书收录,但既非原书全帙,亦多有残缺改动处;加之对该书作者竟系何人无从考定,故给人们     

人性、人格和人文:《贞观政要》官德生成的三重伦理向度

立足于儒家的政治哲学,《贞观政要》之官德以人性、人格和人文三重伦理向度为其形成的内外机制。其中,人性论和人格论构成官德的内在生成机制;由君德决定的人文政治伦理环境形成官德生成的外在动力机制。这一官德生成思想既具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德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之共性;鉴于贞观政治之特殊性,又具有实践性与普遍性等特点,从而赋予贞观官德以独特的历史魅力和现实的价值。     

宋代四大类书之一──《册府元龟》

宋代由于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了修史机构，官修史书十分宏富，太宗、真宗时期还命朝臣编了四部大类书，即《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类书是采辑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把它们分门别类列于从属类目之下...     

武功定天下 文德绥海内──试论唐太宗之赋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徙居长安（今西安市）。李氏家族本是关陇贵族，世代为将，故李世民自小尚武，善于骑射，强悍骁勇，诚如他自己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以贞观政要·政体》）①隋大业十三年（617）六月，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年轻的李世民审时度势，力劝其父李渊于晋阳起兵，十一月攻入长安，次年五月李渊称帝，国号唐，李世民被封秦王。后李世民又挂帅亲征，历时七年，扫干群雄，统一全国。唐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灭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随后即帝…     

诸遂良与“起居注”

唐代名臣褚遂良,是太宗朝中刚正不阿的谏议大夫。他负责帝王“起居注”的撰写工作。“起居注”是帝王的言行录,相当于古代的左右史。《礼》云:“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起居注”要求实录,“善恶必书”。一天太宗忽然想看看“起居注”,看看史官们在自己的“档案”中记了些什么,并暗示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说:“人君言行,善恶必书。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并拒绝了李世民看“起居注”的要求。     

四部分类法之起源再辨

从《隋书·经籍志》相关史料的断句、荀勖新簿与郑默《中经》之关系、《北堂书钞》所引两处史料的正确解读、荀勖开创四部分类法的主观与客观条件、古今书目不录《中经》之原因等六个方面,就四部分类法的起源问题与董恩林先生《郑默〈中经）首创四部分类法考辨》一文进行深入的讨论,进而认为荀勖新簿是一部承袭《中经》所著录图书、又变更了《中经》分类体制的一部全新的目录著作,因此,四部分类法只能是起源于苟勖《晋中经簿》、而非郑默之《中经》。     

论《坟》和鲁迅作品的格局

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鲁迅将文章归为分类和编年两类,并指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则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在《南腔北调集》的《题记》中,他承认自己有把书名或题目“配对”的“积习”。如果以分类和编年为纲,以“两两相对”的方式读解鲁迅全部作品,则其作品基本皆呈相对之象,而首先宜标出《坟》,作为此种读解方式的起点。以《坟》为起点,不仅因为《坟》的内容前后历时约二十年,可当鲁迅作品的长期大底;而且因为它在鲁迅作品中独立无侔,绝无其他作品可以相对。《坟》是鲁迅作品的第一书,以它为起点,     

读《元稹集》札记(一)

中华书局《元稹集》外集卷第七续补一收录断句 :“天遣两家无嗣子 ,欲将文字付谁人 ?”注云 :“见《白居易集》卷二十三《酬微之》注。”白氏诗云 :“满帙填箱唱和诗 ,少年为戏老成悲。声声丽曲敲寒玉 ,句句妍辞缀色丝。吟玩独当明月夜 ,伤嗟同是白头时。由来才命相磨折 ,天谴无儿欲怨谁 ?”考《元稹集》 ,稹原唱见存 ,题为《郡务稍简因得整比旧诗并连缀焚削封章繁委箧笥仅逾百轴偶成自叹因寄乐天》 ,诗云 :“近来章奏小年诗 ,一种成空尽可悲。书得眼昏朱似碧 ,用来心破发如丝。催身易老缘多事 ,报主深恩在几时 ?天遣两家无嗣子 ,欲将文集与…     

《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治国与用人思想研究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国家强盛,出现了治世之极的“贞观之治”。《贞观政要》为唐吴兢编撰,是记载唐太宗在位期间君臣讨论政事的政治文献。此书问世之后,唐及以后的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其推崇备至。书中记录的唐太宗治国和用人思想,这对我们当代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竹书纪年》非伪书辨

《竹书纪年》非伪书辨吴晋生，吴薇薇《竹书纪年》（又称《竹书》、《纪年》、《今本》等）是春秋战国晋、魏史官所记之史书，是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一部编年通史。此书第１卷开篇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但无确切的纪年；第２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资治通鉴》卷196记载,贞观十六年(642),“上(唐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白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在褚遂良那里碰了钉子,但他为何要看起居注,《通鉴》记载似不太清楚,《唐会要》对此则叙述较详,大宗碰壁后,又找到房玄龄,对房玄龄说“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砍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     

初探唐太宗终未封禅的原因

封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通典》云:“古者帝王之兴,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唐太宗即位后,明君贤臣励精求治,数年后,海内晏然,“远夷率服,亿兆又安。”年谷丰稔,“符瑞”频至。群臣以为,太宗“功高”“德厚”,宜东封泰山以志盛事。由是文武百官累请封禅,而太宗对封禅之事的态度,始终不一。群臣屡清封禅之事,太宗的态度何以总是游移于“许”与“不许”之间呢?经读史发现太宗的这一思想变化,以贞观十一年为界,是随着其经济、文化、民族政策的变化而波动的。     

“文已尽而意有余”辨──论钟嵘《诗品》中的“兴”

通检钟嵘《诗品》，“兴”字出现九处，而从诗学范围来谈的则有七处：“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着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诗品序》）“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且辄书．内元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诗品》卷上）“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　　不奇。”（《诗品》卷中）“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     

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补考简

本文对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录文进行了考补,指出文书中“银牌安排官”之“银牌”二字,当是西夏牌符制度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银牌安排官”可能为中枢机构的派出官员或机构,认为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的书式等与其他榷场使文书不同,故不宜将所有南边榷场使文书的时代统一定性为“后大庆三年”。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中记载的“新法”,似可称为《大庆新法》,而非《贞观玉镜统》。